黃文甫11度上京 倡改革移民法

被稱為華埠非官方市長的黃文甫。

1955年，加拿大廢除限制華人入境的《排華法》已經八年。聯邦移民部長皮克斯吉爾（Jack Pickersgill）在解釋加拿大移民政策時指出：「選擇（移民）不是基於種族，也不是基於教條……而是基於適應我們過去300年來，試圖建立的社會概念。」他所指過去300年建立的社會，是以白人或者歐洲人為中心的社會，換言之，移民政策仍存在種族歧視。

一：魔鬼藏在細節
1947年，聯邦政府廢除實施了24年的《排華法》，很多華人以為歧視從此消失，但看清楚才發現，表面是刪除了歧視字眼，但字裡行間，仍然暗藏歧視。在廢除《排華法》的法例中，保留1930年9月的樞密令（order-in-council）P.C.2115，這項樞密令仍禁止亞裔移民進入加拿大，除了是加拿大公民的妻子和18歲以下嘅子女。
為何廢除了《排華法》，又禁止亞裔移民進入加拿大？
要解答這個問題，首先解釋兩個名詞：一是種族（race），一是族群（ethnicity）。如果我們以種族（race）去將人區分，是根據他們生理或遺傳特徵，例如膚色或面型；如果以族群（ethnicity）區分，就是根據文化、歷史背景、語言或者宗教。
現時較普遍使用的是族群（ethnicity）這個名詞，如加拿大統計局（Statistics Canada），就會以族群來源（ethnic origins）將加拿大人口分類，包括華裔、日本裔、美洲裔以及歐洲裔等，由於族群只界定文化同歷史背景，爭議性比較小。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加拿大政府或者國會議員，逐漸以族群取代種族，以往經常會在法例中加入華人（Chinese），這個含種族冒犯的名詞，如「華人不融入社會，華人不衛生，華人不以加拿大為家」等。二戰後，已經較少用，改為以亞裔（Asian或Asiatic）名詞來描述不同族裔。
描述名詞雖然改變了，歧視意識仍存在，聯邦政府的移民政策仍以歐裔即白人優先。1950年代，加拿大移民政策仍以美國或歐洲移民為主，甚至包括曾被指為敵人的德國裔移民。相反亞裔移民仍然受到很大限制。
當時加拿大在香港已設有簽證處，接受移民申請，但官員的審查十分苛刻，深入調查申請人的背景，包括家庭關係、加拿大擔保人財政狀況、健康以及年齡等。特別對於年齡，由於當時發現有華人利用他人文件冒名入境加拿大，官員於是使用X光檢驗申請者的骨骼，以證實他的真正年齡，更會將結果寄回渥太華審核。由於文件來來回回，審批時間長達3至4年，令不少申請者因而過了年齡上限，失去資格。但一旦申請失敗，當局不但不作出解釋，申請人也沒有渠道上訴。
不少華人因而感到氣餒，但也有人決心爭取權益，其中包括溫哥華中華會館常委黃文甫。由1950年代至1960年初，他每年前往渥太華，希望爭取聯邦政府改革移民制度。
黃文甫被傳媒稱為華埠非官方市長，指他是華埠最有影響力的人。在1900年代，富商葉生也被傳媒稱為華埠非官方市長，黃文甫是第二個有這稱號的華人。黃沒有葉生的財力，家族也沒有葉生般大，但他憑著才智同文筆，為華人到處奔走，深受主流社會及傳媒重視，華埠非官方市長一名實至名歸。

二：黃被指是華埠非官方市長
黃文甫又叫做黃寬先，英文名字是Wong Foon Sien，英文報章或書籍喜歡稱他為Foon Sien。他1899年在廣東出生（據加拿大政府紀錄，他是在1901年出生，前後相差兩年，究竟是哪一年？連黃文甫也不敢肯定），1908，他隨同父母由中國到卑詩省溫哥華島坎伯蘭（Cumberland）。
黃文甫的父親在坎伯蘭經營中藥行，生意不錯，他一直希望兒子有機會返回中國考取功名，就算到加拿大，仍繼續教他四書五經。直至滿清被推翻，科舉被廢除，黃文甫父親才打消念頭，黃文甫也受到中國一些政治人物如孫中山的影響，希望做一個政治家，改變這個社會。
完成中學後，他移居溫哥華，考入卑詩大學，成為該校五名華裔學生之一。大學時，他已經顯露領袖才華，當選為加拿大華埠學生聯會主席。不過，在那個年代，華人沒有投票權，也不能成為專業人士，黃文甫畢業後，只能夠成為法庭翻譯，他成立廣利泰公司，為所有刑事或民事案件，例如移民、遣返、商務認證、與西人的合同或租約，提供專業翻譯服務。
1937年，他加入全加中華總會館，出任外交主任一職，開始受人認識。當時全加中華總會館與溫哥華中華會館，是在同一幢建築物內，只是兩個不同的招牌。
黃文甫一方面向主流社會介紹華埠，以提高華埠地位，另外又向主流社會介紹中國抗日，當時他以英文寫了三本小冊子：《阻止日本－－援助中國》、《三年抗戰》以及《七周抗戰加西輿論》，講述中國抗日，爭取西方社會關注中國情況。
1944年，《排華法》仍未廢除時，黃文甫聯同加國首個出生華人溫金有的兒子，也是法庭翻譯的溫日隆（Gordon Won Cumyow），以及加拿大華人聯合會成員，聯署一封信給卑詩省府與聯邦政府，要求恢復加拿大華人的投票權。
信中提出七點：剝奪華人投票權是不公平的，也無理損害了他們作為加拿大公民的權利；有不知數目的華人在現時的民主鬥爭（即二次大戰）中犧牲性命；華人是忠誠加拿大的公民，在過去多年一直努力爭取有關權利，希望政府考慮華人在軍事服務上履行的義務，答允他們的請求。
《排華法》被廢除後，黃文甫繼續要求聯邦政府改革對華裔不公平的移民制度，由1949年起至1959，他每年到渥太華請願，一共上京11次，拜會政府主要官員及國會議員。由於黃文甫本身是專業人士，也是新聞工作者，他與媒體關係十分好，每次上京請願都得到中英媒體注意，大肆報道，得到社會大眾關注。
1956年5月，黃甫文以真摯文筆，寫信給以英文發行的《華埠新聞》（The Chinatown News）稱：「翻開加拿大華人的移民歷史，頁頁都充滿眼淚。在加拿大沒有其它族裔或者國籍的人，比華人所受的苦難為多，但華人沒有憤怒，他們爭取自己的權利，希望有一天，當局可以明白他們的觀點，給回他們如其他加拿大人享受的權利……華人要求不是要（加拿大）政府大開中門，讓所有華人進入，只是要求與其他加拿大人一樣，可以與家人在一起，有一個完整家庭，而不是有些在加拿大，有些在香港或中國。」
黃文甫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果。首先聯邦政府准許將合資格與父母團聚的未婚子女年齡上限，由18歲提高至21歲，跟著由1957起，華人未婚妻在加拿大住滿兩年後，只要購買1000元現金債券，就可以得到居留權。黃文甫對加拿大移民部的請願，最終令聯邦政府放寬對亞裔加拿大人申請家人團聚的限制，也由於黃文甫呈交一批學者指用X光檢測年紀並不科學，移民部最終取消這個措施。

三：渥京推出計分法移民制度
1960年代，香港警方發現有不法集團售買虛假文件，主要冒認家庭關係，令不合資格的人可以移民加拿大、新西蘭、澳洲、美國和南美洲等地。
事件曝光後，加拿大皇家騎警展開大規模調查，騎警更發放一些未經證實消息，指二次大戰後，有1.1萬個華人非法進入加拿大，消息傳出之後，部分傳媒作出聳人聽聞報道，由於當時保守黨政府沒有出面澄清，全加華人社會均受到很大壓力。全加中華總會館指出：「皇家騎警的大型搜捕製造一種錯誤印象，令人以為這是廣泛參與的非法移民陰謀，並且有人將非法移民當作奴隸。」
1961年7月，12名皇家騎警聯同兩名香港官員，在未有預先通知下，搜查黃文甫在溫哥華的家，又搜查片打街全加中華總會館，並在一個全加中華總會館委員的家，以及五間友好機構，取走大批檔案、會員記錄、分類帳、信件及其它文件。
黃文甫指責這是一個系統性的侵犯人權的行動：「這情景仿似一個處於戒嚴狀態的國家。如果政府不限制這類行動，基本的人權和自由將受到危害。」這次事件最終是雷聲大，雨點小，只有很少人因為非法移民遭到檢控。
1962年，移民部長費爾克努（Ellen Fairclough）引入新移民法，刪去移民法裡面所有含有種族及膚色歧視的字眼，為擁有特殊技能，不論他們的來源地，提供不用贊助及獨立的移民途徑，到1967年，聯邦政府正式推出一個標準化，以計分方式去計算所有移民申請者資格，更設立移民上訴局，讓申請者就移民裁決進行上訴。另外，所有加拿大國民贊助移民的權利劃一，不再出現因為種族不同而產生的不公平。
除計分移民法外，1967年，加拿大的自由主義戰勝所謂公共道德的意識形態，溫哥華華埠人口再不受到控制，法例也不再標籤華埠居民為外來人，一直被視為貧民窟的溫哥華華埠，由1950年代後期出現新景象。
不過，有關華埠的發展也引發不少爭論，特別是士達孔拿區重建計劃，華裔居民不同意溫哥華市議會的發展方案。為平息民怨，溫哥華市長里奇（William Rathie）成立諮詢委員會，更邀請黃文甫成為委員。但在聆聽華埠居民反對意見後，市議會依意故我，在1963年通過士達孔拿第二期重建計劃，為表達不滿，黃文甫辭去諮詢委員職位。他認為這個計劃將造成華埠的商業和居住區分離，令華人遷出。
1971年7月31日，黃文甫去世，葬禮場面隆重，華裔歷史學家黃容倫指他的葬禮是華埠其中一次大葬禮，是人們對他作出最後致敬。溫哥華市議會特地為他舉辦悼念儀式。2011年，《溫哥華太陽報》的一個專欄，將黃文甫列為十大溫哥華有影響力人物之一；2017年，聯邦政府計劃在溫哥華中華會館，為黃文甫設立紀念牌，以表彰他對加拿大社會及國家的貢獻。
由此可知，不單是華人，其它族裔以至政府也認同黃文甫的影響和成就。

黃文甫（左1）與歐裔人士在華埠陶陶飯店開會。左5是黃文甫妻子Joan。 溫哥華檔案館 黃文甫（坐排左）1957年與當時總理John Diefenbaker（坐排中）會面。 前溫哥華市長羅品信（Gregor Robertson，左2）主持黃文甫紀念牌致送儀式。左1是黃容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