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甫11度上京 倡改革移民法

被称为华埠非官方市长的黄文甫。

1955年，加拿大废除限制华人入境的《排华法》已经八年。联邦移民部长皮克斯吉尔（Jack Pickersgill）在解释加拿大移民政策时指出：“选择（移民）不是基于种族，也不是基于教条……而是基于适应我们过去300年来，试图建立的社会概念。”他所指过去300年建立的社会，是以白人或者欧洲人为中心的社会，换言之，移民政策仍存在种族歧视。

一：魔鬼藏在细节
1947年，联邦政府废除实施了24年的《排华法》，很多华人以为歧视从此消失，但看清楚才发现，表面是删除了歧视字眼，但字里行间，仍然暗藏歧视。在废除《排华法》的法例中，保留1930年9月的枢密令（order-in-council）P.C.2115，这项枢密令仍禁止亚裔移民进入加拿大，除了是加拿大公民的妻子和18岁以下嘅子女。
为何废除了《排华法》，又禁止亚裔移民进入加拿大？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解释两个名词：一是种族（race），一是族群（ethnicity）。如果我们以种族（race）去将人区分，是根据他们生理或遗传特征，例如肤色或面型；如果以族群（ethnicity）区分，就是根据文化、历史背景、语言或者宗教。
现时较普遍使用的是族群（ethnicity）这个名词，如加拿大统计局（Statistics Canada），就会以族群来源（ethnic origins）将加拿大人口分类，包括华裔、日本裔、美洲裔以及欧洲裔等，由于族群只界定文化同历史背景，争议性比较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加拿大政府或者国会议员，逐渐以族群取代种族，以往经常会在法例中加入华人（Chinese），这个含种族冒犯的名词，如“华人不融入社会，华人不卫生，华人不以加拿大为家”等。二战后，已经较少用，改为以亚裔（Asian或Asiatic）名词来描述不同族裔。
描述名词虽然改变了，歧视意识仍存在，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仍以欧裔即白人优先。1950年代，加拿大移民政策仍以美国或欧洲移民为主，甚至包括曾被指为敌人的德国裔移民。相反亚裔移民仍然受到很大限制。
当时加拿大在香港已设有签证处，接受移民申请，但官员的审查十分苛刻，深入调查申请人的背景，包括家庭关系、加拿大担保人财政状况、健康以及年龄等。特别对于年龄，由于当时发现有华人利用他人文件冒名入境加拿大，官员于是使用X光检验申请者的骨骼，以证实他的真正年龄，更会将结果寄回渥太华审核。由于文件来来回回，审批时间长达3至4年，令不少申请者因而过了年龄上限，失去资格。但一旦申请失败，当局不但不作出解释，申请人也没有渠道上诉。
不少华人因而感到气馁，但也有人决心争取权益，其中包括温哥华中华会馆常委黄文甫。由1950年代至1960年初，他每年前往渥太华，希望争取联邦政府改革移民制度。
黄文甫被传媒称为华埠非官方市长，指他是华埠最有影响力的人。在1900年代，富商叶生也被传媒称为华埠非官方市长，黄文甫是第二个有这称号的华人。黄没有叶生的财力，家族也没有叶生般大，但他凭著才智同文笔，为华人到处奔走，深受主流社会及传媒重视，华埠非官方市长一名实至名归。

二：黄被指是华埠非官方市长
黄文甫又叫做黄宽先，英文名字是Wong Foon Sien，英文报章或书籍喜欢称他为Foon Sien。他1899年在广东出生（据加拿大政府纪录，他是在1901年出生，前后相差两年，究竟是哪一年？连黄文甫也不敢肯定），1908，他随同父母由中国到卑诗省温哥华岛坎伯兰（Cumberland）。
黄文甫的父亲在坎伯兰经营中药行，生意不错，他一直希望儿子有机会返回中国考取功名，就算到加拿大，仍继续教他四书五经。直至满清被推翻，科举被废除，黄文甫父亲才打消念头，黄文甫也受到中国一些政治人物如孙中山的影响，希望做一个政治家，改变这个社会。
完成中学后，他移居温哥华，考入卑诗大学，成为该校五名华裔学生之一。大学时，他已经显露领袖才华，当选为加拿大华埠学生联会主席。不过，在那个年代，华人没有投票权，也不能成为专业人士，黄文甫毕业后，只能够成为法庭翻译，他成立广利泰公司，为所有刑事或民事案件，例如移民、遣返、商务认证、与西人的合同或租约，提供专业翻译服务。
1937年，他加入全加中华总会馆，出任外交主任一职，开始受人认识。当时全加中华总会馆与温哥华中华会馆，是在同一幢建筑物内，只是两个不同的招牌。
黄文甫一方面向主流社会介绍华埠，以提高华埠地位，另外又向主流社会介绍中国抗日，当时他以英文写了三本小册子：《阻止日本－－援助中国》、《三年抗战》以及《七周抗战加西舆论》，讲述中国抗日，争取西方社会关注中国情况。
1944年，《排华法》仍未废除时，黄文甫联同加国首个出生华人温金有的儿子，也是法庭翻译的温日隆（Gordon Won Cumyow），以及加拿大华人联合会成员，联署一封信给卑诗省府与联邦政府，要求恢复加拿大华人的投票权。
信中提出七点：剥夺华人投票权是不公平的，也无理损害了他们作为加拿大公民的权利；有不知数目的华人在现时的民主斗争（即二次大战）中牺牲性命；华人是忠诚加拿大的公民，在过去多年一直努力争取有关权利，希望政府考虑华人在军事服务上履行的义务，答允他们的请求。
《排华法》被废除后，黄文甫继续要求联邦政府改革对华裔不公平的移民制度，由1949年起至1959，他每年到渥太华请愿，一共上京11次，拜会政府主要官员及国会议员。由于黄文甫本身是专业人士，也是新闻工作者，他与媒体关系十分好，每次上京请愿都得到中英媒体注意，大肆报道，得到社会大众关注。
1956年5月，黄甫文以真挚文笔，写信给以英文发行的《华埠新闻》（The Chinatown News）称：“翻开加拿大华人的移民历史，页页都充满眼泪。在加拿大没有其它族裔或者国籍的人，比华人所受的苦难为多，但华人没有愤怒，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希望有一天，当局可以明白他们的观点，给回他们如其他加拿大人享受的权利……华人要求不是要（加拿大）政府大开中门，让所有华人进入，只是要求与其他加拿大人一样，可以与家人在一起，有一个完整家庭，而不是有些在加拿大，有些在香港或中国。”
黄文甫的努力取得一定成果。首先联邦政府准许将合资格与父母团聚的未婚子女年龄上限，由18岁提高至21岁，跟着由1957起，华人未婚妻在加拿大住满两年后，只要购买1000元现金债券，就可以得到居留权。黄文甫对加拿大移民部的请愿，最终令联邦政府放宽对亚裔加拿大人申请家人团聚的限制，也由于黄文甫呈交一批学者指用X光检测年纪并不科学，移民部最终取消这个措施。

三：渥京推出计分法移民制度
1960年代，香港警方发现有不法集团售买虚假文件，主要冒认家庭关系，令不合资格的人可以移民加拿大、新西兰、澳洲、美国和南美洲等地。
事件曝光后，加拿大皇家骑警展开大规模调查，骑警更发放一些未经证实消息，指二次大战后，有1.1万个华人非法进入加拿大，消息传出之后，部分传媒作出耸人听闻报道，由于当时保守党政府没有出面澄清，全加华人社会均受到很大压力。全加中华总会馆指出：“皇家骑警的大型搜捕制造一种错误印象，令人以为这是广泛参与的非法移民阴谋，并且有人将非法移民当作奴隶。”
1961年7月，12名皇家骑警联同两名香港官员，在未有预先通知下，搜查黄文甫在温哥华的家，又搜查片打街全加中华总会馆，并在一个全加中华总会馆委员的家，以及五间友好机构，取走大批档案、会员记录、分类帐、信件及其它文件。
黄文甫指责这是一个系统性的侵犯人权的行动：“这情景仿似一个处于戒严状态的国家。如果政府不限制这类行动，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将受到危害。”这次事件最终是雷声大，雨点小，只有很少人因为非法移民遭到检控。
1962年，移民部长费尔克努（Ellen Fairclough）引入新移民法，删去移民法里面所有含有种族及肤色歧视的字眼，为拥有特殊技能，不论他们的来源地，提供不用赞助及独立的移民途径，到1967年，联邦政府正式推出一个标准化，以计分方式去计算所有移民申请者资格，更设立移民上诉局，让申请者就移民裁决进行上诉。另外，所有加拿大国民赞助移民的权利划一，不再出现因为种族不同而产生的不公平。
除计分移民法外，1967年，加拿大的自由主义战胜所谓公共道德的意识形态，温哥华华埠人口再不受到控制，法例也不再标签华埠居民为外来人，一直被视为贫民窟的温哥华华埠，由1950年代后期出现新景象。
不过，有关华埠的发展也引发不少争论，特别是士达孔拿区重建计划，华裔居民不同意温哥华市议会的发展方案。为平息民怨，温哥华市长里奇（William Rathie）成立咨询委员会，更邀请黄文甫成为委员。但在聆听华埠居民反对意见后，市议会依意故我，在1963年通过士达孔拿第二期重建计划，为表达不满，黄文甫辞去咨询委员职位。他认为这个计划将造成华埠的商业和居住区分离，令华人迁出。
1971年7月31日，黄文甫去世，葬礼场面隆重，华裔历史学家黄容伦指他的葬礼是华埠其中一次大葬礼，是人们对他作出最后致敬。温哥华市议会特地为他举办悼念仪式。2011年，《温哥华太阳报》的一个专栏，将黄文甫列为十大温哥华有影响力人物之一；2017年，联邦政府计划在温哥华中华会馆，为黄文甫设立纪念牌，以表彰他对加拿大社会及国家的贡献。
由此可知，不单是华人，其它族裔以至政府也认同黄文甫的影响和成就。

黄文甫（左1）与欧裔人士在华埠陶陶饭店开会。左5是黄文甫妻子Joan。 温哥华档案馆 黄文甫（坐排左）1957年与当时总理John Diefenbaker（坐排中）会面。 前温哥华市长罗品信（Gregor Robertson，左2）主持黄文甫纪念牌致送仪式。左1是黄容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