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麼逼使華人成為外來人？（下）

英國社會學家柏金（Frank Parkin）指出，在西方社會中，要令某些人成為社會的「外來人」，在某個時段，受針對的人會被國家合法界定為「次等」。人頭稅就是這個合法界定過程，由那時之後接近大半個世紀，加拿大華人淪為次等居民。

一：人頭稅後，華人人口不跌反升
1885年，加拿大聯邦政府通過法例，向每個入境華人徵收50元人頭稅。翻查歷史，當時鐵路華工每日工資為一元，一個月賺到大約25元，50元是兩個月的工資，以今時今日計算，大約值5000元左右。除了金錢價值外，人頭稅將華人定性為另一類人，出入加拿大境的人，分為華人與非華人，華人需要繳交人頭稅，才可以入境。
1884年，即人口稅實施前，全加華人人口有9629人，近三分之一是鐵路工人，其餘三分之二從事不同行業。到1891年，華人人口輕微下跌至9129人，減少500人。
在人頭稅實施初期，英國人摩爾（Moore）帶同華裔妻子及子女入境，加拿大海關指摩爾妻子及子女都是華人，所以要付人頭稅，摩爾不服提出上訴。
1887年，聯邦國會修訂法例，界定華人為父親是華裔，不理會母親是甚麼國籍；另外，女性如果嫁給英籍人士或基督徒，可以豁免交人頭稅。
有國會議員於是提出質疑，在加拿大華人的妻子，是否也應該得到同等待遇，以鼓勵家庭團聚？
當時聯邦總理麥當勞（John A. Macdonald）很坦白地回答：「（人頭稅）目的，是限制華人進入卑詩，進入加拿大……如果容許他們妻子入境，沒有一個移民不會不帶妻子到來，這樣一來，沿太平洋海岸所存在的道德敗壞，將來大大加劇……」
所以人頭稅另一個影響，就是阻止華人在加拿大組織家庭，養兒育女，令華埠成一個「光棍城」，這情況一直到1970年代才結束。
不過，人頭稅實施初期，加拿大華人人口不跌反升。由1885年至1902年，有超過3000華人入境。在1901年，加拿大有16792名華人，但女性不多。在維多利亞，只有94個華裔婦女，以及82個女性兒童，溫哥華只有29個華裔婦女和13個女童。
華裔人口上升其實不難解釋。當時中國經濟瀕臨破產，廣東五邑出現天災人禍，很多人唯有出洋一搏；另外，在加拿大太平洋鐵路興建期間，鐵路公司通過美國或中國的勞工中介公司，以合約方式輸入華工。人頭稅實施後，這些勞工中介公司，繼續接到加拿大公司如礦場、劏魚廠、鋸木廠的訂單，替他們在中國招工。
還有，當時來加拿大的很多華人，目的地根本不是加拿大。由於美國在1882年已通過《排華法》，禁止華人入境，很多人借道加拿大偷渡到美國，因為美國找工作比較容易。
人頭稅始作俑者是卑詩省政府，實施人頭稅之後，卑詩省府繼續以不同手段打壓華人，1890年就通過法案，禁止華人在地下礦洞工作；另外又在政府合約條款中，加入凡由省府撥款資助的工程，均不能聘用華人與日裔人士。
由1893至1899年，卑詩省府四度上書渥太華聯邦政府，要求實施更嚴格政策，限制華人入境。
維多利亞國會議員普雷爾（Edward Prior）1899年在聯邦國會說：「華人如致命性癌症，侵蝕加拿大工人的生計。不過也有分別，就是癌症是絕症，但華人癌症則有辦法治療，政府可以提高人頭稅，將他們趕走。」

二：打開大門，就應讓所有人進來
1900年，加拿大將人頭稅由50元加到100元。
除華人外，聯邦政府也擔心其他亞裔侵入。由1890年代開始，大量日裔人士移居加拿大，聯邦政府在1902年召開了皇家專員委員會，研究華裔及日裔移民對加拿大造成的影響，看是否要推出其它限制措施。
1885年人頭稅實行時，中國是光緒11年，清朝尚未在加拿大設置大使，直至1909前，即辛亥革命前兩年，清朝才派出使節派駐到加拿大，所以加拿大華人面對人頭稅這些歧視性措施時，沒有政府代表為他們出頭。
1884年，維多利亞華人僑領特地上書清朝駐三藩市總領使黃遵憲，要求在當地成立中華會館，得到批准，這是加拿大全國首間中華會館。
中華會館的設立，令華人在加拿大有一個具代表性組織，中華會館其中一條章程，就是如果遇上有對華人不公平的事，中華會館會可以籌款進行抗辯。
故此，1902年皇家專員委員會舉行聽證時，華人聘請律師泰勒（A.D. Taylor）作為代表。翻查當年的報告，泰勒想盡了辦法反駁對華人的無理指控。
泰勒對皇家專員說：「既然卑詩省或者加拿大是打開大門口，希望世界各地的人到來，華人就有資格好似其它人一樣到來加拿大。而那些想限制華人入境，一定要提出很好的理由作解釋。」
泰勒稱，華人根據他們的能力積谷防飢，將錢寄回家鄉供養家人，如果不是因為他們的族裔，得到的應該是稱讚，而非批評。對於有人指華人聚集在華埠範圍，他解釋：「他們這樣做，只是需要，不是選擇。」
泰勒反駁白人指華人搶走他們的工作，指指控全站不住腳，相反是華人擔當很多重要行業的低薪職位，為白人提供優薪職業。他更指如果要投訴被人搶走工作，應投訴的是華人，他們的工作是被白人搶走，最明顯是洗衣行業，因為在白人之前，洗衣業全由華人經營。
儘管泰勒陳詞是如何有力和有證據支持，但改變不了委員會的決定。跟1883年的調查一樣，1902皇家專員委員會最後結論：華人是不會進步，不能融入社會，對加拿大整體會造成傷害，也指人頭稅就算加至100元也不夠，建議增加至500元。
至於日裔移民方面，委員會指日本政府已向加拿大承諾，限制日本人出境到加拿大，只建議聯邦政府通過《出生法》（Natal Act），要求日裔移民接受語言測驗，後來因為日本政府反對，聯邦政府沒有實行。

三: 劣幣驅逐良幣 　　　　
雖然有人頭稅及其它歧視性措施加諸華人身上，但溫哥華華人卻展示堅韌的生命力。
1887年，二埠發生大火，當地華埠全被燒毀，不少華人移居溫哥華，令溫哥華華埠人口增加，發展成自足自給的社區。1906年，溫哥華中華會館註冊成立，首屆理事包括葉生、李驥、黃玉珊以及陳道元等人，這班理事都是華埠的富商。據1907年聯邦政府調查，溫哥華華埠最富有的人，每年收入由15萬至18萬元，他們從事的生意包括出入口、地產投資、生產鴉片、勞工中介和輪船航運等。
1901年，華埠的房地產總值大約26萬元，其中約四分之一，即6.7萬元由華人擁有；到1908年，華人在華埠擁有的土地、貨倉、房屋和貨物總值增到200萬元；到1914年，華人更購入片打街及卡路街多幅土地。
華人雖然具有經濟實力，但行動仍然受到限制，如不能在其它地區購置物業。在1910年代，有華裔商人打算搬到溫哥華市郊居住，遭到白人居民反對。
華人雖然不能買住宅，但可以買農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即1914年至1918年期間，華人趁著白人專注歐洲戰場時，收購低陸平原和溫哥華島大量農地，更在農地從事混合農業：種植蔬菜、水果和生產奶類產品。有調查發現在1921年，華人擁有接近5000英畝農地，又租用了一萬英畝農地。
第一次大戰結束後，軍需品工業帶動的經濟繁榮消失，另外大批退伍軍人由歐洲返回加拿大，卑詩省政治和經濟遇上很大壓力，民間包括工會將矛頭指向華人，很多華人因為找不到工作，轉為經營小生意，如售賣農產品，卑詩省九成的貨車農產品，以及超過一半的薯仔生意是由華人經營，令到很多白人農夫及農產品組織不滿，指華人壓低售價，造成不公平競爭。
1921年，卑詩省省長奧利弗（John Oliver）著手退伍軍人就業安排。他重新啟動1902的法令，不准華人及日裔人士參與政府合約工程，但加拿大樞密院指省府限制日裔人士是越權，但對於華人的限制，則指是限制華工不得參與政府合約工程，是加中條約容許。
另外，奧利弗希望進一步限制華人從事的職業和居住地區，但他知道必須得到聯邦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以防止「種族污染」為名，組成一條包括聯邦與省的反華陣線，在1921年聯邦大選，由麥肯齊•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領導的聯邦自由黨，就以將卑詩變成為白人省份為選舉議題，成功擊敗執政保守黨，成為大多數政府。
大選後一年，即1922年，保守黨二埠國會議員麥夸里（William McQuarrie）在國會提交動議，要求不准亞裔人士進入加拿大，指他們落後，經濟上與白人競爭，販運毒品以及不適宜入籍。已經成為總理的麥肯齊•金，支持麥夸里的動議，更以「劣幣驅逐良幣」作為比喻，指如果將華人與白人混在一起，白人會被趕走。
1923年，麥肯齊•金訪問中國，與當時民國政府達成君子協定，中國政府答應控制華人出境。麥肯齊•金回國後，推出法案，禁止所有華人入境，這就是加拿大《排華法》。在《排華法》之下，只有商人、學生，在中國受教育回加的土生華人，和中國政府官員可以進入加拿大。
由1923年至1946實施《排華法》這23年，只有15名華人正式獲准進入加拿大，在加拿大華人，被逼與家人分隔，華埠人口減少一半，成為與外間隔絕，陽盛陰衰的社區。無論在政治、社會、居住環境、心理層面，加拿大華人成為了「外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