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逼使华人成为外来人？（下）

英国社会学家柏金（Frank Parkin）指出，在西方社会中，要令某些人成为社会的“外来人”，在某个时段，受针对的人会被国家合法界定为“次等”。人头税就是这个合法界定过程，由那时之后接近大半个世纪，加拿大华人沦为次等居民。

一：人头税后，华人人口不跌反升
1885年，加拿大联邦政府通过法例，向每个入境华人征收50元人头税。翻查历史，当时铁路华工每日工资为一元，一个月赚到大约25元，50元是两个月的工资，以今时今日计算，大约值5000元左右。除了金钱价值外，人头税将华人定性为另一类人，出入加拿大境的人，分为华人与非华人，华人需要缴交人头税，才可以入境。
1884年，即人口税实施前，全加华人人口有9629人，近三分之一是铁路工人，其余三分之二从事不同行业。到1891年，华人人口轻微下跌至9129人，减少500人。
在人头税实施初期，英国人摩尔（Moore）带同华裔妻子及子女入境，加拿大海关指摩尔妻子及子女都是华人，所以要付人头税，摩尔不服提出上诉。
1887年，联邦国会修订法例，界定华人为父亲是华裔，不理会母亲是什么国籍；另外，女性如果嫁给英籍人士或基督徒，可以豁免交人头税。
有国会议员于是提出质疑，在加拿大华人的妻子，是否也应该得到同等待遇，以鼓励家庭团聚？
当时联邦总理麦当劳（John A. Macdonald）很坦白地回答：“（人头税）目的，是限制华人进入卑诗，进入加拿大……如果容许他们妻子入境，没有一个移民不会不带妻子到来，这样一来，沿太平洋海岸所存在的道德败坏，将来大大加剧……”
所以人头税另一个影响，就是阻止华人在加拿大组织家庭，养儿育女，令华埠成一个“光棍城”，这情况一直到1970年代才结束。
不过，人头税实施初期，加拿大华人人口不跌反升。由1885年至1902年，有超过3000华人入境。在1901年，加拿大有16792名华人，但女性不多。在维多利亚，只有94个华裔妇女，以及82个女性儿童，温哥华只有29个华裔妇女和13个女童。
华裔人口上升其实不难解释。当时中国经济濒临破产，广东五邑出现天灾人祸，很多人唯有出洋一搏；另外，在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兴建期间，铁路公司通过美国或中国的劳工中介公司，以合约方式输入华工。人头税实施后，这些劳工中介公司，继续接到加拿大公司如矿场、㓥鱼厂、锯木厂的订单，替他们在中国招工。
还有，当时来加拿大的很多华人，目的地根本不是加拿大。由于美国在1882年已通过《排华法》，禁止华人入境，很多人借道加拿大偷渡到美国，因为美国找工作比较容易。
人头税始作俑者是卑诗省政府，实施人头税之后，卑诗省府继续以不同手段打压华人，1890年就通过法案，禁止华人在地下矿洞工作；另外又在政府合约条款中，加入凡由省府拨款资助的工程，均不能聘用华人与日裔人士。
由1893至1899年，卑诗省府四度上书渥太华联邦政府，要求实施更严格政策，限制华人入境。
维多利亚国会议员普雷尔（Edward Prior）1899年在联邦国会说：“华人如致命性癌症，侵蚀加拿大工人的生计。不过也有分别，就是癌症是绝症，但华人癌症则有办法治疗，政府可以提高人头税，将他们赶走。”

二：打开大门，就应让所有人进来
1900年，加拿大将人头税由50元加到100元。
除华人外，联邦政府也担心其他亚裔侵入。由1890年代开始，大量日裔人士移居加拿大，联邦政府在1902年召开了皇家专员委员会，研究华裔及日裔移民对加拿大造成的影响，看是否要推出其它限制措施。
1885年人头税实行时，中国是光绪11年，清朝尚未在加拿大设置大使，直至1909前，即辛亥革命前两年，清朝才派出使节派驻到加拿大，所以加拿大华人面对人头税这些歧视性措施时，没有政府代表为他们出头。
1884年，维多利亚华人侨领特地上书清朝驻三藩市总领使黄遵宪，要求在当地成立中华会馆，得到批准，这是加拿大全国首间中华会馆。
中华会馆的设立，令华人在加拿大有一个具代表性组织，中华会馆其中一条章程，就是如果遇上有对华人不公平的事，中华会馆会可以筹款进行抗辩。
故此，1902年皇家专员委员会举行听证时，华人聘请律师泰勒（A.D. Taylor）作为代表。翻查当年的报告，泰勒想尽了办法反驳对华人的无理指控。
泰勒对皇家专员说：“既然卑诗省或者加拿大是打开大门口，希望世界各地的人到来，华人就有资格好似其它人一样到来加拿大。而那些想限制华人入境，一定要提出很好的理由作解释。”
泰勒称，华人根据他们的能力积谷防饥，将钱寄回家乡供养家人，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族裔，得到的应该是称赞，而非批评。对于有人指华人聚集在华埠范围，他解释：“他们这样做，只是需要，不是选择。”
泰勒反驳白人指华人抢走他们的工作，指指控全站不住脚，相反是华人担当很多重要行业的低薪职位，为白人提供优薪职业。他更指如果要投诉被人抢走工作，应投诉的是华人，他们的工作是被白人抢走，最明显是洗衣行业，因为在白人之前，洗衣业全由华人经营。
尽管泰勒陈词是如何有力和有证据支持，但改变不了委员会的决定。跟1883年的调查一样，1902皇家专员委员会最后结论：华人是不会进步，不能融入社会，对加拿大整体会造成伤害，也指人头税就算加至100元也不够，建议增加至500元。
至于日裔移民方面，委员会指日本政府已向加拿大承诺，限制日本人出境到加拿大，只建议联邦政府通过《出生法》（Natal Act），要求日裔移民接受语言测验，后来因为日本政府反对，联邦政府没有实行。

三: 劣币驱逐良币 　　　　
虽然有人头税及其它歧视性措施加诸华人身上，但温哥华华人却展示坚韧的生命力。
1887年，二埠发生大火，当地华埠全被烧毁，不少华人移居温哥华，令温哥华华埠人口增加，发展成自足自给的社区。1906年，温哥华中华会馆注册成立，首届理事包括叶生、李骥、黄玉珊以及陈道元等人，这班理事都是华埠的富商。据1907年联邦政府调查，温哥华华埠最富有的人，每年收入由15万至18万元，他们从事的生意包括出入口、地产投资、生产鸦片、劳工中介和轮船航运等。
1901年，华埠的房地产总值大约26万元，其中约四分之一，即6.7万元由华人拥有；到1908年，华人在华埠拥有的土地、货仓、房屋和货物总值增到200万元；到1914年，华人更购入片打街及卡路街多幅土地。
华人虽然具有经济实力，但行动仍然受到限制，如不能在其它地区购置物业。在1910年代，有华裔商人打算搬到温哥华市郊居住，遭到白人居民反对。
华人虽然不能买住宅，但可以买农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1914年至1918年期间，华人趁着白人专注欧洲战场时，收购低陆平原和温哥华岛大量农地，更在农地从事混合农业：种植蔬菜、水果和生产奶类产品。有调查发现在1921年，华人拥有接近5000英亩农地，又租用了一万英亩农地。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军需品工业带动的经济繁荣消失，另外大批退伍军人由欧洲返回加拿大，卑诗省政治和经济遇上很大压力，民间包括工会将矛头指向华人，很多华人因为找不到工作，转为经营小生意，如售卖农产品，卑诗省九成的货车农产品，以及超过一半的薯仔生意是由华人经营，令到很多白人农夫及农产品组织不满，指华人压低售价，造成不公平竞争。
1921年，卑诗省省长奥利弗（John Oliver）着手退伍军人就业安排。他重新启动1902的法令，不准华人及日裔人士参与政府合约工程，但加拿大枢密院指省府限制日裔人士是越权，但对于华人的限制，则指是限制华工不得参与政府合约工程，是加中条约容许。
另外，奥利弗希望进一步限制华人从事的职业和居住地区，但他知道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所以他以防止“种族污染”为名，组成一条包括联邦与省的反华阵线，在1921年联邦大选，由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领导的联邦自由党，就以将卑诗变成为白人省份为选举议题，成功击败执政保守党，成为大多数政府。
大选后一年，即1922年，保守党二埠国会议员麦夸里（William McQuarrie）在国会提交动议，要求不准亚裔人士进入加拿大，指他们落后，经济上与白人竞争，贩运毒品以及不适宜入籍。已经成为总理的麦肯齐•金，支持麦夸里的动议，更以“劣币驱逐良币”作为比喻，指如果将华人与白人混在一起，白人会被赶走。
1923年，麦肯齐•金访问中国，与当时民国政府达成君子协定，中国政府答应控制华人出境。麦肯齐•金回国后，推出法案，禁止所有华人入境，这就是加拿大《排华法》。在《排华法》之下，只有商人、学生，在中国受教育回加的土生华人，和中国政府官员可以进入加拿大。
由1923年至1946实施《排华法》这23年，只有15名华人正式获准进入加拿大，在加拿大华人，被逼与家人分隔，华埠人口减少一半，成为与外间隔绝，阳盛阴衰的社区。无论在政治、社会、居住环境、心理层面，加拿大华人成为了“外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