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评台

议政能力乃基本功 两大项目测试候选人

撰文:廖长仁今届卑诗市选的候选人数众多,逾20人角逐温哥华市长;在列治文,市长、市议员加学务委员,候选人总数也超过60人。选择繁多,选民难免花多眼乱。选举是要选合适的人进入议事厅,议政能力当是决定投票给谁的重要考虑因素。选举投票的目的,是要选出新一届政府。政府的英语是government,顾名思义要govern。加拿大的管治方式,就是借着投票选举让人进入议会,通过议政、制订和执行政策,治理社会。所以在选举期间,了解参选人的议政能力非常重要。要了解一个参选人的议政能力,可从两方面着手。 测试一:政策和政府运作熟悉度 第一、选民了解候选人对政策和政府运作的熟悉程度。候选人都会提出政纲和口号,所提出的主张有多具体,以及是否能够化作政策推动,才是关键所在。凡遇到候选人推销政纲,不妨多问一些跟政策相关的问题。例如有候选人表示反对在列治文市的民居附近兴建临时组合屋,可以问他:根据你所了解,列市政府手上有哪些地皮可用作兴建组合屋?当中是否有地点不属民居范围内?如果那些候选人答不上来,就请他先回家做功课;如果他告诉你,原来市府手上所有能用作兴建组合屋的地皮都在民居附近,那么他所提出反对在民居范围兴建组合屋的政纲,究竟有何实质意义、能否真的在议会中推动成为政策?又例如,温哥华市有候选人推销可负担房屋的政纲,加快房屋兴建的审批时间,不妨问问对方:市府目前审批兴建的平均时间多久?需要这么长时间的原因何在?如果要把审批时间减半,估计要额外聘请多少人手?需要成本多少?罗列政纲不难,叫口号更易;但议政亟需耐心、视野、触觉,以及与不同人士沟通的能耐,看通社会脉络,了解政府部门运作,同时协助化解社区持份者之间的矛盾。 测试二:使用英语议事的能力 第二、留意候选人运用英语议事的能力。法语不行吗?法文也是加国的官方语言啊!是的,法语也是官方语言,但大温所有市议会都采用英语议事,政策和计划都以英语写成。候选人的英语能力不用特别高超,但必须足以应付在议事厅堂议政、带领政策研究小组、跟各族裔背景市民沟通,以及每星期消化一叠电话簿般厚的会议材料。凡有候选人以非英语推销政纲时,你不妨用英语发问,也请他用英语回应,看看论政水平是否足以让你放心把他选上。选举不是比人气高下。投票是让选民参与建立新政府,管理社会事务。既然议政是每个当选者的主要职能,选举期间了解候选人的议政能力,正是选民负责任地运用选票的表现。

勿让选举沦为推举

撰文:何良懋下周六是卑诗省举行市选的日子,每逢选举,华人社区领袖总不忘动员社区成员积极投票,可选举过后的纪录显示,偏偏华裔选民的投票率低处未算低,不要说一般华裔登记做选民的意愿及数据表现差劲,纵使那些已登记的华裔,往往肯付诸行动者比例极低,经常成为“包尾大幡”。如此情况,导致积极推动投票的有心人大为气馁。如何动员社区中人认真地选贤与能,真个是一门易学难精的功课。发放名单 只“钦点”不提政纲来自香港的移民朋友,大概记得当地不少团体都爱大搞“蛇斋饼糭”优惠活动,以特廉甚至近乎免费形式招待街坊享受各式吃喝玩乐节目;一到选举时节,就变相片面灌输某类候选人的资讯予受惠者,甚至在选举日贴心安排旅游巴士接载他们去投票,途中更明言要支持哪些候选人。这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拉票及催票做法,属于平日落区深耕细作的“种桩脚”部署,动员方案细致,且投入充足资源,不达目的不罢休,不啻是把选举异变为“钦点”玩意。最近,大温地区有同乡会组织于选举前两三星期,通过微信群发出要求群组成员在市选投票予特定候选人的名单,从市长、市议员到学务委员均有,但只点名而不提政纲、参选理念以及如何体现加拿大价值观等资讯,仿佛“只用举不用选”社区利益即获照拂了。我认为如此诉诸盲从的推荐法,跟过去饱受诟病的口号“华人要选华裔候选人”,区别何在?只问族裔身分,而不及于关键的治理公众事务基本原则,或不考查参政者是否具备足够能力处理众人的事,恐易流于非理性选择;等而下之,纯粹为著一班华人去“围炉霸位”,客观效果上,很难不被人指责当加拿大的其他族裔成员透明,沦为只推举“自己友”的中国大陆式选举,缺乏了公平公开公正的选战试炼。社区有人这样身在加拿大却拟实行中国大陆式“推举”,不问贤与不肖,亦即昧于生活在本地多元族裔社会的事实,把偏狭族群利益无限放大,不推动族裔共融而只顾高举“以我为主”的大纛,想深一层,当知最终难免遭到“天下围攻”矣。

北美三国演义错综复杂 加墨联盟破功影响大

撰文:廖长仁 加美贸易战胶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强横谈判手段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加国也必须承认自己在过程中的失误。在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之初,加墨两国联手抗美;但到今年5月,这场三国演义出现戏剧性变化,墨西哥与美国越走越近,积极谈判,加拿大却给美方摒诸门外;直至8月底美墨达成双边协议,华府才问加国是否愿意加入。导致如此窘态,皆因加国先向墨西哥“过了一栋”,导致加墨“统一战线”破功,美国乘虚而入。加国目前谈判处境艰难,有必要检讨策略,避免与美方讨价还价时陷入更大僵局。据《环球邮报》(The Globe and Mail)从加墨两方所取得资料显示,两国早于去年8月已有秘密协议,双方都不背着对方靠拢美国。总理杜鲁多去秋出访墨西哥时,墨国总统涅托(Enrique Pena Nieto)盛大欢迎,并一直试图促使杜鲁多公开承认两国的“统一战线”,杜鲁多没有公开作出有关承诺。到了今年5月,美方要求所有在北美制造的汽车,40-45%的部件须来自工人薪酬不低于每小时16美元的工厂。这对墨西哥可是一记重大打击,因当地汽车工厂工人平均时薪为4美元,遂要求就有关条件举行三方会议。加拿大竟在最后一刻取消会议,反而建议把美方要求直接放入NAFTA。杜鲁多如意算盘是,以此换取美方放弃要求在北美制造汽车须50%部件为美国制造;渥太华机关算尽却惹毛了墨国,让美国有机可乘。跟着的剧情就是美墨密密斟并达成双边协议,加国苦苦地从后追赶,务求把双边协议扩大为三方协定。没有协议就是坏事这一场北美三国演义错综复杂,联邦政府亟需汲取教训,重建与墨西哥的信任很重要,也要更加灵活地与美国周旋,例如常遭诟病的加国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supply management system),看来有必要认真检讨渥京坚持的底线。杜鲁多政府近来不时放言“宁愿没有协议,也不要坏协议”,从谈判策略角度而言,摆个姿态可以理解,可是实际运作上反须加把劲,因为加美如没有协议本身就是坏事。从沿用多年的NAFTA忽然进入没有协定的真空状态,加国经济恐怕将迎来更大的不稳定。

疑凶叙利亚难民身分受关注 小杜缘何却对申案“零回应”

撰文:廖长仁本拿比13岁华裔少女申小雨遇害案,疑犯阿里上周五首度提堂。由于疑犯身分为叙利亚难民,17个月前才抵达加拿大,现在牵涉这宗命案,引起社区关注。周五法庭外面聚集逾百民众,有的支持受害者家人,有的要求伸张正义,也有不少示威者把矛头直指联邦政府的难民政策。一向热衷以社交媒体跟民众打交道的总理杜鲁多,今次完全沉默;相比他就其他涉及难民事情的回应,可说判若两人,有网民批评他冷漠。身为政客,如果选择以社交媒体与民众沟通,就不能以“网红”心态处理这个网上平台;面对批评时,更加要善用这个渠道面向国民,以释疑团。申小雨遇害案疑犯阿里为叙利亚难民,年前他能够进入加拿大的过程,与杜鲁多政府急进的难民政策不无关系。杜鲁多2015年大选胜出,旋即宣布加国短期内接收大批叙利亚难民,当时已有不少国民提出要对难民背景加强审查的关注,因这直接关系本地社区安全。如今发生涉及叙国难民疑犯的命案,民众难免期待渥太华会就事件表态。在不妨碍司法公正大前提下这是合理期待,可杜鲁多及相关官员对此迄无片言只字。如果杜鲁多的风格一向如此,民众也不感诧异,但他素来积极通过社交媒体与国民沟通,面对涉及难民政策的事件时完全沉默,不被人诟病才怪。有标语促小杜应负责并下台今年1月12日,安省多伦多一名11岁穆斯林女童向媒体称返学途中,遭一亚裔男子剪破头巾,警方马上列为疑似仇恨罪行。事件报称上午发生,同一天下午杜鲁多就公开发言并在推特(Twitter)贴文,表示同情女童的遭遇,“难以想像她当时是何等的害怕”,并安抚女童家人和朋友,指加国不是“这样的国家”。数天后,事件来个大转变,被证实是女童编造谎言,总理办公室即回应称:“我们会把所有的调查交给多伦多警局。我们为此感到庆幸和欣慰的是,这一恶劣的事件并没有真正发生过。”相比于本拿比发生的申小雨遇害案,事关人命,疑犯身分更可能涉及难民政策后果,杜鲁多选择“神隐”,难免遭人质疑。上周五在法庭外面示威中,部分民众剑指杜鲁多的难民政策,甚至有人举起标语要求小杜负责并下台。近年不少政客爱用社交媒体与民众打交道,杜鲁多是其中佼佼者。只说美事,只针对有助建立形象的事情发声,网红可以这样但不过是公关伎俩;政客要学习把社交媒体视为与民众沟通的透明渠道,面对批评更不可躲起来,如此徒然惹来反效果。

来自叙国难民疑凶被捕 华社需冷静勿以偏概全

撰文:廖长仁本拿比13岁的华裔少女申小雨去年7月失踪及遇害案,轰动社区。 警方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周一宣布擒获疑凶,这本该是个令人释怀的事,可是疑凶的叙利亚难民身分,或掀起一番争议。加拿大是法治之国,政府的政策对国民有直接影响,本案疑凶具有难民身分,刚抵加拿大不过两年,国民有必要敦促联邦政府,就难民政策特别是难民背景审查过程作出清楚交代。同时,加拿大是一个有怜悯之地,在伤痛和愤怒之时,也要清醒明白到,面对水深火热中的难民,我们有当尽之义量力协助;对已抵步的难民存怜悯谦卑的心,一同学习在这个艰难时刻,互相体谅支持,维护美好的多元文化社会。根据警方公布,谋杀申小雨的疑凶为28岁男子阿里(Ibrahim Ali),是17个月前入境的叙利亚难民。也就是说,他进入加国约3个月后,涉嫌犯下谋杀案。渥太华亟需正视难民政策的缺陷杜鲁多领导的联邦自由党2015年大选胜出后,宣布加国短期内大规模接收叙利亚难民,其中一个最受关注的是难民背景审查,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本地社区安全。当局曾重申背景审查严谨,又反复强调难民到埗后会有细密安排及监察。这在当时已备受质疑,如今发生新来的叙国难民涉及命案,杜鲁多政府有必要正视并向公众详细交代难民背景审查过程,以及涉及难民的治安事件。目前仍有不少难民由美国进入加拿大,当局会否加强审查,也直接关系到国民安全,渥太华不能闪烁其词,粉饰太平。加拿大是法治之国,国民相信政府处事有完整法规和计划。联邦自由党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确保政策和法例完善,让民众得以安居乐业。不只华人伤痛 难民社群也不安申小雨案件疑凶的难民身分,势必在社区掀起情绪。华社对死者固然感到伤痛,甚至义愤填膺,但内心情绪翻滚的大概不只是华裔,一众叙国难民心中也可能隐隐作痛,甚至充满恐惧,害怕有难民涉命案后,或导致自己和家人成为被针对目标。法治之国加拿大同时是充满怜悯之地。在目前艰难时刻,民众更要保持清醒,确保不满情绪不会引发更大不幸:提防社区严重分化、族裔间的隔阂加深,因这些会让人活在不安和恐惧中。安全社区不可能建基于排斥和冷漠我们敦促联邦政府交代并完善难民政策的不足,检讨目前接收难民的方针和数量;在继续向身处水深火热中的国际难民施以援手同时,明白已进入本地的难民与自己一样,都是加国社会一分子。要建立安全社区的基础,不可能来自排斥和冷漠,而是出于包容与了解所产生的信任。笔者在过去的周末,刚巧向一个本地难民组织了解难民安顿计划,内容是借着与一个初抵埗的难民家庭紧密同行,建立友谊,帮助对方早日融入本地社会。这份渴望与新移民同行的心,不应也不会因一宗不幸的案件,或对政府政策的不满而戛然而止。请社群成员不要以偏概全,以“一竹篙打一船人”的心态看待今次疑凶落网消息。加拿大这个备受国际尊重的多元文化社会,不就是在法治和怜悯的基础上,跌跌碰碰地建立起来的吗?

轻视环保经济平衡难度 小杜油管烂摊子难收科

撰文:廖长仁 联邦上诉法院上周四裁定,渥太华政府对康德摩根(Kinder Morgan)油公司横山输油管扩建项目(Trans Mountain Pipeline)的批准决定无效,这对于执政自由党的能源政策无疑是个重大打击。早于2016年年底,亦即杜鲁多上台不久,就否决北方门户输油管计划(Northern Gateway),并随后宣布,禁止运载原油及持久性油类产品(persistent oils)大型货轮,进出卑诗省北部海域,杜鲁多的能源策略已呈烂摊子局面。本报评论早前分析,以上举措表面上环保,实质把原油运输全都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卑诗南部地区,实属不智之举。 然而杜鲁多政府不断押注,甚至不惜花费45亿元公帑购买康德摩根旗下所有在加国核心业务。横山输油管扩建项目这能源“手尾”,恐怕短期内难以收科。 环保与经济发展并重,是杜鲁多2015年大选期间政纲一大卖点,但要做平衡亟需精密的思考。 2016年11月,杜鲁多以环保为由,否决兴建总值79亿元北方门户输油管计划,同时却宣布批准横山输油管扩建计划,当时已遭诟病,只保护卑诗北部水域,在低陆平原却着眼于能源收益是舍难取易,未做到真正的平衡。 人口稠密地区 漏油破坏成本更高 而自由党政府去年5月推出《中止油轮法》(Oil Tanker Moratorium Act),禁止运载原油及持久性油类产品的大型货轮,在温哥华岛北端至卑诗与阿拉斯加接壤边境范围停泊或起卸货物,此举更进一步把亚省原油出口至亚洲市场的渠道,局限于低陆平原地区的横山油管。 其实输油管在卑诗南部所引起风险,绝不低过卑诗省北部,甚至会更高。一般而言,如果漏油事故发生在人口稠密地区,所造成破坏和修复的成本往往较大,且对居民造成长远影响也较深。 根据国家能源局(NEB)的评估结论,横山输油管扩建项目不会给环境造成重大损害。惟去年联邦上诉法院的判决书却指出,能源局的环境评估,并未包括运油轮数量增加对海洋生态所造成影响。输油管扩建之后,运油量估计将从目前每天30万桶激增至89万桶,即在大温地区沿岸包括布拉德湾(Burrard Inlet)水域进出的大型运油轮,将会由现在每年30艘增至400艘,相关水域受到原油污染的风险大大提高。 反横山油管理由 并不限于环保 一份由卑诗西门菲沙大学(SFU)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与顾问公司嘉民集团(Goodman Group)所展开的研究报告显示,按康德摩根公司估计,如果出现重大漏油事故,最高损耗成本为1亿至3亿加元;不过报告认为,实际的数字或高达10亿到50亿美元。 出现巨大计算落差的主因,是康德摩根未考虑到漏油事故在人口密度高地区所引发的破坏一般较大;例如在大温发生重大漏油意外,可能会破坏关键的基建设施,或有原油渗入食水系统,且原油和用作稀释油污的物质易燃,随时引致火警甚至人命伤亡。 假如细听对横山输油管项目的众多质疑声音,不难发现反对理由并不限于环保。甚至一些支持扩建油管的人,也可能因地点风险太高而不满横山计划。杜鲁多政府以为立法保护卑诗北岸水域,同时批准在南部的输油管扩建,就可以做到环保经济两者兼顾,显然是过于简单的想法,现在看来恐怕是一条路走到黑,衍生出当前的烂摊子,又能怎样收拾残局? 

给特朗普的一封信

撰文:廖长仁 亲爱的特朗普先生: 也许你会辩称,只有假新闻(fake news)才是“人民公敌”,但反复阅读你的贴文:“制造假新闻的媒体(失败的《纽约时报》、NBC、ABC、CBS、CNN)不是我的敌人,而是美国人民的敌人!”(附图为证)我对你这说法还是感到不安。 回顾贵国历史,与新闻传媒闹僵的总统,你不是第一人。 已故总统尼克逊与传媒的关系就出名恶劣。1962年他出选加州州长落败,指责媒体“因我落败而愉快”。即使后来当选总统,每天读新闻简报时都记下自己不喜欢的记者,常把这些记者排拒于白宫门外。后来为掩饰水门案,甚至试图利用白宫人员追查《华盛顿邮报》旗下电视台牌照的到期时间,然后在1972年12月29日至1973年1月2日,忽然以4封分别来自两个不同城巿的函件,就《华盛顿邮报》位于佛罗里达州电视台的牌照续期提出异议。 传媒是监察执政者的第四权 又说说第三任总统、《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吧。他对新闻传媒也非常感冒,多次攻击他认为对他不友善的传媒,甚至直骂“现在从报纸上看到的,没有什么可以相信的了,真相一被置于这受污染媒介上就变得可疑”。如何?这跟你在推特的贴文不遑多让!然而,他更为人熟知的是这句1787年的名言:“民意是政府的基础,我们首先要保有人民的发言权。如果要我在‘有政府无报纸’或‘无政府有报纸’之间选其一,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杰弗逊明白到新闻传媒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以外的“第四权”,责任是监察执政者,确保民主社会永续廉洁。民主政制不能保证政府必然清廉守法,亟需独立的第三方恒常地监察,新闻传媒就站在独立于政府机关(也就是独立于你,亲爱的特朗普先生)的位置,通过报道真相、揭露滥权和不公义,体现公众知情权,让人民作出基于实情的判断,对政府及一切影响公众利益人士,作出强而有力监察。诚如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说的,新闻自由是“民主非常重要的支柱”。 传媒给称为“第四权”,我们不觉得被恭维,也没有沾沾自喜,更没想过要跟你或任何人过不去;我们致力守护公众利益,同时也请你做好你的工作。最后,送你贵国开国元勋杰弗逊的另一句名言:“我们的自由仰赖新闻自由,这不能被限制,遑论是失去。” 

大评台:黑心疫苗如果发生在加国

撰文:何良懋 近日震动国际的中国黑心疫苗事件,如果发生在加拿大,至少会有联邦层面官员引咎辞职,以及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涉及公众卫生安全的事故,会不会有刑事责任的成分,主要出发点是公众利益。当然,相关制药机构负责人要接受官方查问,以及提供涉事疫苗生产程序的完整资讯,肯定也是应有之义。 今次涉事的是中国东北长春长生生物所属公司。7月15日,北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监局)公布一则《长春长生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通告,引爆这一波黑心疫苗大风暴,民众才知悉,去年10月这家公司因生产的百日咳、白喉、破伤风三合一疫苗有问题已被立案调查。 长春长生是深交所上市公司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生生物)旗下子公司,长春长生疫苗造假,直接拖累长生生物。 当局只罚款344万元人民币了事 据国家药监局通告显示,在对长春长生的生产现场展开抽样检查时,发现该企业的狂犬病疫苗生产存在纪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行为。 据报道,光山东一省已知就有25万支质量不合格疫苗在市面流通,而当局只作出罚款344万元人民币的决定。中国媒体开始顺藤摸瓜,努力调查长春长生与其他类似药厂的疑似关联。 原来,早于2016年山东省就爆发疫苗丑闻,嚷嚷了一阵,被官方强力压下去而没有下文。最讽刺的是,十年前涉嫌三鹿毒奶粉丑闻被处罚的官员居然“败部复活”,参与监督今次的问题疫苗!在2008年三聚氰氨黑心奶粉事件中,时任食品药品监管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司长的孙咸泽,被当局作出行政处分。后来他一个华丽转身,升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药品安全总监,总管疫苗。今天有民众特别感觉受骗,中国有网友要求:“问题官员上任,提拔者该负刑责吧?” 被记过官员可乘坐升官直通车 中国十二年前已通过实施行政官员问责制,由2008年三聚氰氨毒奶粉到2018年黑心疫苗事件,都证明徒具虚文。2006年生效的《国家公务员法》以及此前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等,均构成目前对政府官员问责处分的主要依据,但被记过的官员依旧乘坐升官直通车,为祸至今。问责制主要特点在于:国家首长亲自选出合适的官员来负责各项事务;当政策出现失误时,那么首长须向相关官员问责(究问责任),而犯错官员将要离职(引咎辞职或被解雇)以示向首长担责(承担精神的体现)。如果政策失误过于严重,首长须接受其他官员和市民的问责(究问责任),而自己也要主动下台以示承担政治责任。在今天中国,在上位者言者谆谆,可在下边的行政官员往往听者藐藐。 更有甚者,连传讯人(媒体)和维权者在中国都成了被官方围剿目标。 例如,2006至2009年间,律师唐荆陵代理广东新会疫苗受害儿童,追究相关生产单位和疫苗分配部门的产品责任,倡议协助受害家长提出建立疫苗受害家庭的救济和保障机制;但是,2014年5月16日他因为所谓“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翌年被以涉嫌煽颠罪逮捕,在2016年判处5年徒刑。而今次网上传媒有关黑心疫苗的报道也基本被屏蔽的。 恶人驱逐良民 问责云乎哉 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爆出黑心奶粉事件,2008年他为此公开向市民道歉,并且抨击企业“没良心”,强调“要追究领导责任,对这样的企业,也要坚决整顿、处理,一个也不放过”,但是犯错兼已记过的孙咸泽,为何后来得以“咸鱼翻生”获包庇升级专管全国疫苗? 中国总理李克强已就疫苗事件表态,要求彻查:“此次疫苗事件突破人的道德底线,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可是有孙咸泽的“黑”前科,民众想到的不只是劣币驱逐良币,更加担心恶人驱逐良民。官员问责云乎哉! 在自由开放社会例如加拿大,恐怕发生这样的恶性公共卫生丑闻后,卫生部长都难逃自行辞职的指定动作;像中国质检总局局长、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等主责官员,当年实应为三聚氰氨毒奶粉而辞职,却从未发生过;今次情节更为严重,加上有官员重蹈覆辙,导致全国数以十万计儿童受不合格防疫针影响健康下,国家药监局局长是否要考虑引咎辞职,以真身示范来展现肯负责任愿意担当的为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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