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警察都自身难保 我们能安全生活吗？

【吉米言法】9月23日卑诗省高贵林市中心的一座公寓内发生枪击案件，导致枫树岭皇家骑警警员 Rick O’Brien 死亡，另有两名警员受伤。25岁的男性嫌犯是警方熟悉人员，也在枪战过程中受伤，现已被谋杀罪起诉。

我们在哀悼警员受难的同时，也要反思社会治安的挑战：如果连警察都自身难保，那谈何公共安全呢？

参考加拿大统计局《卑诗省的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加权破案率、以及警察服务》的同比统计报告，卑诗的犯罪严重程度指数从2017年的87.14低点，6年来一路攀升，其中2020年以及2021年有所回落，但是2022年又有显著的反弹，达到100.37点，几乎要回到2019年104.28的近12年的最高点。这一走势既适用于暴力犯罪严重程度指数、又适用于非暴力犯罪严重程度指数。

我们在执法以及司法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有一种救赎的美好意愿，希望罪犯能够通过悔改，重新成为社会守法之人。我称之为“米里尔主教”情节。

根据笔者过去所做关于恢复性司法的调研，悔改确实可以成就“尚万强”(又称冉阿让 ，Jean Valjean) 这样的小说人物，但是并非所有的罪犯都希望通过努力悔改而重获自由。

比方，对于加拿大的青少年罪犯来说，处罚一共也就是几个月的限制自由，每天吃吃喝喝就好，何苦通过学习，反思，悔过会来争取提前出狱的机会呢？

撰写过《恢复性司法、说辞还是现实？ 与英国青少年罪犯的会议》的社会学家Stahlkopf博士也表示，“理论与实践之间总是存在差距。 我在日常实践中研究了恢复性司法的说辞与恢复性实践之间的差距... ...英国的恢复性实践的特点是说辞多于现实。”

然而我们的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工作人员总喜欢通过扮演无辜的东郭先生来修饰他们的绿茶心，教条式地用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处境，阶层地位来合理化滥用悔改救赎的机会，用冠冕堂皇的说教来掩饰政治人物试图花最小成本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

这种抓了放，放了抓的旋转门模式，其实是一种司法的流产，叫放过坏人，即实证中的第二类错误。

法治发达国家在流程正义方面的发展，一直试图杜绝乱抓无辜。考虑到实证中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成反比，当错抓了好人的错误被杜绝，放过坏人的错误必然高升。

当好人坏人都不抓，司法成为了没有副作用的安慰剂。政治宣传的重点在司法的无毒，而百姓的切身感受则是司法和执法的无能。我们错在把没有副作用当作公正，所谓个人不受政府迫害即是公平。

现在讽刺的是，罪犯在监狱里感到舒适，在社区觉得自在，可是公众却在社会和社区中感到不安。

当猎人放下了猎枪，学着牧羊，只有笼子里和笼子外的狼会觉得特别安逸。

撰文：吉米言 (卑诗公益法律服务社团 Access Pro Bono Society of BC 的资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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