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下卑诗省历史的华裔摄影师
早期华裔摄影师周东海(C.D. Hoy)所拍照片的其中一个特色,是被拍摄者无分贫富。在20世纪初,摄影还未流行,只有富有人才能够负担,但周东海拍摄的对象,却不分种族、职业、贫富以及性别,有人指几乎在他周围的人都成是他拍摄的对象,是一视同仁,难怪有人指周东海的摄影作品,是超越当时盛行种族主义的人文精神,这点也是周东海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原因。
一:差点成垃圾的文化遗产
华裔摄影师周东海1883年出生,1973年逝世,在世时并非名人,未开过影展,也没有得到认可或奖项。在他逝世10多年后,他的子女在祖屋地库整理其遗物时,发现了1500幅由1909至1920年之间,周东海在卡里布地区(Cariboo)和奎斯尼尔(Quesnel)拍摄照片的底片,大部分都是人像照片。他们曾经想过将底片送到垃圾场,幸好没有这样做,底片最后送到巴克围历史古镇(Barkerville Historic Town)公共档案馆,令这批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也让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出色的华裔摄影师。
其后爱米莉艺术及设计大学(Emily Carr University of Art + Design)的毕业生Faith Moosang,发现了这批底片,她花了三年时间,追查相中每一个人的背景和他们的家族,将这辑照片整理同编辑。
Faith Moosang发现周东海的照片,不单有美学和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透过一个当时受到排斥及歧视,被视为“外来人”的华裔摄影师镜头,拍下20世纪初期,卑诗内陆卡里布地区奎斯尼尔一带的社会和不同民族的真实面貌,更因为其中一些少数民族特别是原住民如Carrier同西尔科奎田(Tsilhqot’in),以及华裔矿工、杂货店东主、农夫和驾驶蓬车的车夫。由于这批人的历史一直未有很好记录,令这批照片显得更珍贵,当然也是周东海在拍摄时预料不到的。
被Faith Moosang整理的周东海照片,在全国不同地方美术馆和展览馆巡回展览,7年来已吸引超过25万观众。另外照片也集结成书《周东海摄影集:长子》(First Son: Portraits by C.D.Hoy。2014年,加拿大邮政公司以周东海的其中一张照片,联同其他六位著名摄影家的照片,出版一辑七款邮票,这反映周东海的摄影已获公认为加拿大历史的一部分。
被加拿大邮政公司选出的周东海照片,是在1912年5月拍下,主角是一名不知名华人,他身穿“三件头”毕挺西装,跷脚坐着,一只手拿着雪茄,另一只手则拿着《大汉日报》,神情显得忧心忡忡。
其背景则有中式对联和横幅,横幅为“共和政党”,上联“甲寅之后盟排?(最后一字被挡看不清楚)”,下联“壬子之前誓灭胡”。对联上款写有“共和党列位同志鉴”,下款为“弟樵题”。
1912年即是壬子年,是1911辛亥革命后一年。甲寅年则是1914年。“壬子之前誓灭胡”,意思是1912年前推翻满清;但“甲寅之后盟排”什么,就不得而知,可能是个“满”字。这张照片所拍时间刚好是中国共和党成立之时,可见当时不少华人,虽然身在海外,仍跟中国政局休戚与共。
还有,周东海英文名是C.D. Hoy,为何他姓是Hoy而不是Chow?据知当年加拿大入境官员登记早期华人姓名时,会将华人的名同姓倒转,周东海的姓变成Hoy,他下一代也是以Hoy作为姓氏。
周东海所拍的照片是历史见证,如当时卡里布地区举行的牛仔节(The Stampede)。每年奎斯尼尔国庆日牛仔节时,一批接一批蓬车会到来,当中大部分是Tsilhqot’in原住民,他们都是骑马高手,故此盛装来参加牛仔节和做交易,也会到周东海摄影室拍照留念。
因此,周东海照片成为卑诗省卡里布地区文化的一个记录,当中包括原住民及华人服饰怎样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而改变。例如原住民著住传统的鹿皮鞋,配上西方维多利亚风格的棉质裙或牛仔皮套裤;华人穿着中式圆鞋,配上毕挺西装等。同样地,不少白人也会穿着鹿皮鞋或戴上原住民织的手套,反映出当地不同文化交流和融合。
二:自学摄影为赚钱
1883年8月16日,即加拿大人头税实施前一年,周东海在中国广东省开平一条小村庄出生。和当时大部代中国家庭一样,他家境贫困,三个弟妹中,两个未成年已去世,但周东海仍接受了三年教育。12岁时,他离开村庄,出外找工作,曾经在鸦片厂和棉丝工厂做过学徒。最后他父亲写信给他,指加拿大比中国有较多机会,建议他出国。
1902年年尾,19岁的周东海,拿着父亲借来的300加元(现时约8000加元),乘搭中国皇后号到了温哥华,他缴付100元加币作为人头税。在温哥华,一个乡里介绍他做家庭工人(Houseboy),月薪5加元,在这段时间,他找老师学英文,学费也是5元,令他没有钱寄回家乡。
翌年(1903年),他听说卑诗省内陆卡里布地区还有金可采,于是向人借了20加元,前往卡里布淘金区碰运气。他先坐火车到Ashcroft,跟住买了一双鞋,与三个华人徒步6日6夜到了Soda Creek,再坐蒸汽船到奎斯尼尔(Quesnell),抵达时,已用完其中2元。
周东海当时可算山穷水尽,但事实证明他此行回报不错,他很快在当地酒店Occidential Hotel找到一份洗碗碟工作,月薪13元,包住宿,令他可以有钱寄回中国。一年后,他更成为奎斯尼尔以北哈德逊湾公司一个驻屯地的厨师,月薪增至30元。
在哈德逊湾公司工作期间,周东海趁机学习皮草买卖,由于无资金无经验,开始时有些亏本。自我检讨后,他了解到皮草买卖无本地市场,要运去美国圣路易斯拍卖,一来一回需要很长时间;另因他资金有限,周东海决定学习当地以捕兽为生原住民的土语,学识土语令他可以直接与原住民交易,他如果缺乏资金,就以代币和原住民交易皮草,原住民则利用代币与他交换货物。
除了皮草商人外,周东海又在大干线太平洋铁路( The Grand Trunk Pacific Railway )做过铁路工人。1909年,他实现他到内陆最初目标,到巴克围采金。不过巴克围采金的地点,海拔高达4200呎,每年结冰期直至4月至5月。在漫长冬季,工人不能进入矿坑,没有收入,周东海于是自学摄影,替其他华裔矿工拍照。他又在照片背面为他们写家书,代寄给他们的中国家人,以赚取收入。
没有人知道周东海是怎样学会摄影,但可肯定的是,他学摄影主要为赚钱。除摄影外,他又帮人修理钟表和理发,目的也是赚钱。这几样技能似乎都是无师自通,以修理钟表为例,他坦言不懂修理钟表,他曾表示:“95%的表其实都没有坏,只是污糟,我将煤油倒入一个盘,再将个表反转放入去,跟着摇,摇,摇,过一阵,表就会剔,剔,剔(表摆轮声音)。
早上前,所有污糟会洗净,煤油洗表,每个收费两元,如果这个表不剔,即是没法修理(not repairable )”。
周东海夏天在巴克围开矿,冬天返回奎斯尼尔,在卡里布酒店(Cariboo Hotel)当厨师。由于工作表现好,酒店东主希望挽留他,又知他喜欢摄影,特地订购一台相机送他。但周东海未有接受东主的好意,坚持返回巴克围采矿。
三:爱儿撒手尘寰成锥心之痛
周东海辛勤工作回报也高,1910年他存够2000元(现时约3.3万元),在短短八年间可以储到这大笔钱,可见周东海是一个生财有道的人,和很多加拿大华人一样,27岁的他决定返回中国结婚。
当时他父亲已经过世,他的妻子是由母亲挑选,名叫林凤娴(译音),婚后,周东海一个人返回奎斯尼尔,继续工作。1912年,他花了5000元买了一幢木制建筑物和货仓,开设以自己命名的杂货店C.D. Hoy & Co.,杂货店其后发展成奎斯尼尔首家百货公司,售卖杂货、五金、男女服装和布匹。除经营杂货店外,周又成为专业摄影师,摄影服务更由奎斯尼尔伸延至巴克围。
巴克围当时人口较多,高峰时达6000人,华人人口占一半;相反奎斯尼尔只是一个小镇,住有521个白人以及43个华人。由于是必经之路,不少去巴克围的人,都会在奎斯尼尔补给。奎斯尼尔另有一样好处,即当地没有温哥华或维多利亚大城市存在的种族主义。有华人忆述,奎斯尼尔的人都是“色盲”(不计较肤色),这也可解释周东海的摄影可以不分种族,有白人、原住民、华人以及其它种族。
1917年,周东海从一个政府官员口中,得知联邦政府准备推出《排华法》(The Exclusion Act),禁止所有华人入境,该位官员建议周东海返中国接妻子来加国,周东海于是返回中国,将太太陈凤娴接到奎斯尼尔,由于他不想陈凤娴走远路太辛苦,特别买了一匹马,将太太载到奎斯尼尔。
陈凤娴到了奎斯尼尔后第二年,就为周东海生了一个女儿,之后几乎每年都生一个,奎斯尼尔居民称,几乎未见过陈凤娴没有怀孕的模样,陈凤娴一口气生了8个女,到第9胎时,终于生下一名男婴,奎斯尼尔举镇欢腾,不少人到周东海杂货店饮威士忌庆祝。周东海与陈凤娴总共有12个子女,分别是10子两女。
前面提过Faith Moosang为周东海出版的摄影集《周东海摄影集:长子》,为何书名称为“长子”?其一,周东海是家中长子;其二则指他的长子Benny。Benny排行第九,却是周东海第一个儿子,深得周东海钟爱;Benny又是一个活泼可爱的男孩,除得到家人爱锡,整个奎斯尼尔镇的人都喜欢他,但他在10几岁,忽然患上重病,撒手尘寰,这事对周东海打击很大,之后几十年,他未提及过Benny,直至很多年后才重提Benny的名字。
周东海是典型的顾家男人,对妻子及子女都是尽心尽力,子女对他十分尊敬。他其中一个女儿周月圆(Lily Price)写过一本书《我是月圆》(I Am Full Moon),讲述小时,一家在奎斯尼尔生活的情况,披露不少周东海和家人的逸事,可以从他女儿的角度,看到周东海除了是一名出色摄影师外,也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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