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哥华的大清保皇会

梁启超（中）在温哥华演说，两旁坐有保皇会成员叶生（右1）及温金有（左1）。

很多人指华人政治冷感，以致在三级政府选举中投票率远较其他族裔为低，其实不完全对。回顾过去年百年，温哥华华人对本国和中国的政治大事，也很热衷，在实施人头税和《排华法》时，华人也关心及参与各项政经大事。与此同事，不少中国政治人物也选择了温哥华这个舞台，宣传他们的政治抱负，以及筹募所需的经费。

 

一：李鸿章取道温哥华回国理由
1896年9月14日，在现在的温哥华加拿大广场（Canada Place），当时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R）总站以及邮轮码头，张灯结彩，还搭了一个大型拱门，两边竖立加拿大与清朝国旗，中间有四个大字“光昭四海”，意思是光照四海。
根据记载，现场有数千人之多，大部分是华人，有些特地由维多利亚到来，当中也有白人，包括温哥华第五任市长柯林斯（Henry Collins），他们是来欢迎一名中国大官到访温哥华。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清朝大臣李鸿章。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朝被逼签下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清廷知道不能再闭关自守，必须学习西方现代化之道，慈禧太后派遣73岁的李鸿章为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出访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美国，希望向西方国家取经，为中国改革提供参考。
出使期间，李鸿章获得元首般待遇。据美国报章报导，美国人对李鸿章十分有兴趣，单在纽约就有50万人要一睹他的风采。这是因为在当时的西方人心中，中国是非常神秘的国度；另外，李鸿章出访时穿着一件黄马挂，美国人认为中国只有皇帝才穿黄马挂，有些报纸更用大字标题报道中国皇帝到访，引起哄动。
本来，李鸿章访问完美国后，应该经三藩市坐船返回中国，但他却舍弃三藩市，反而取道温哥华返国，究竟是什么原因？
李鸿章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访问时解释，由温哥华坐船返中国的时间，较由美国三藩市返中国为短，而且在温哥华可以乘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邮轮“中国皇后号”（Empress of China），该船船舱大且舒适，其它邮轮不能相比。
其实还有另一个理由。
李鸿章说：“当我在中国担任北洋通商大臣时，听到很多加州中国侨民的投诉。这些投诉称，中国人未能获得美国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请求我帮助，使他们的美国移民身份得到完全承认，并享受作为美国移民所应享有的权利。”
李向记者说：“你们（指美国）的《格利法》（Geary Act）不但不给予华人与其他国家移民同等的权利，还拒绝保障他们合法权益，所以我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也不打算接受当地华人代表递交的要求保证他们在西部各州权益的请愿信。”
《格利法》在1892通过，是美国1882年通过《排华法》的伸延，要求所有华人携带居民证，变相视华人为二等公民。
李鸿章并为华人发声，他向记者表示：“美国的产品比欧洲贵，是因为劳动力太贵，以致生产的产品因价格太高而不能成功地与欧洲国家竞争。而劳动力太贵，是你们排除华工。这是你们的失误。如果让劳动力自由竞争，就能够获得廉价的劳力。”
李鸿章还希望美国记者帮华人一臂之力，促使美国政府取消《排华法》。当然，他的努力并没有起到作用。李鸿章取道温哥华返中国，除留下几张相片之外，并无其它实质收效，令到场欢迎他的数千名华人空欢喜一场。

 

 

二：梁启超指华人有四大缺点
1898年，中国发生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经过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一批维新派分子如康有为组织了保国会，游说光绪皇帝进行政治、经济同军事革新，希望将清皇朝改为君主立宪，但慈禧太后及保守派反对，戊戌变法历时103日寿终正寝，所以又称为“百日维新”，参与戊戌变法的骨干，部分如谭嗣同等遭杀头，有些如康有为和梁启超被清廷追缉，纷纷出国逃亡。
1899年，康有为辗转来到加拿大卑诗省，得到华人保护，在温哥华岛附近小岛居住，据说这个小岛被布置成中国式庭园，康有为居住地方还改了一个很文雅的名称，叫“寥天室”。所谓寥天，道家的解释是太虚，也可以解释是辽阔天空，康有为在该处写了不少诗，后来集合成《寥天室诗集》。
据悉，康有为逃亡时，带有光绪皇帝亲手写的“衣带诏”，命令康有为逃出北京，从长计议，想法勤王。有关这个“衣带诏”，有不少历史学者考证真假，但至今未有定论。不过，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勤王会，却是千真万确。首个“保救大清皇帝会”1899年在维多利亚成立，其后更在温哥华、香港、日本以至世界百多个地方成立分会。康有为做会长，梁启超同徐勤任副会长。
“保救大清皇帝会”又称“中华帝国维新会”，主要是继承保国会宗旨，希望借助海外华人力量，推动清朝的政治变革。该会公司章程中，除指中国本土受列强侵略外，也提到海外华人，“美洲被逐，视我国民如虫蚁，如犬羊，蹂之践之”，号召海外同胞发扬忠君爱国之心，“救我变法爱民之圣主”。
“保救大清皇帝会”得到不少华商支持，温哥华“保救大清皇帝会”理事中，就有大家熟悉的温哥华富商叶生、陈才和黄玉珊等人，加拿大首个本地出生华人温金有，则担任该会翻译。
1903年，温哥华“保救大清皇帝会”集资在华埠卡拉尔街（Carrall St.），兴建一幢三层楼高砖砌大楼，作为“保救大清皇帝会”总部，这幢曾经是该区最高的建筑物，现时仍保存完好，作为侨团林西河堂的总部。“保救大清皇帝会”大楼落成时，康有为弟子，也是保皇会副会长梁启超，刚好在温哥华，由他主持开幕礼。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倡议者，曾经思考中国应该走君主立宪或者共和制度。为参考其它国家经验，梁曾出访西方国家包括加拿大与美国，之后撰写《新大陆游地》一书，记录行程所见所闻。
书中，梁指华人有四大缺点：一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二是有乡村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三是只能受专制而不能受自由；四是无高尚目的。他说：“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梁启超还引述他朋友徐君勉的话，指华人不懂行路，也不懂说话，指“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即虽然是微细，但可以有很大影响。从他的言论，可以看到在19世纪，中国积弱时代，不单是西方人看不起华人，就连梁启超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也认为华人只可以接受专制，不能接受自由，实令人慨叹。

 

 

三: 孙中山演说被保皇党人嘘
除梁启超外，中国近代史另一个重要人物孙中山也曾多次到访温哥华。
有人指孙中山来过温哥华三次。第一次是在1897年，于维多利亚逗留了13日；第二次是1903年，那次记录不是太详细，是否来过曾引发争议；第三次在1911年2月，即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由美国西雅图来到温哥华，当时入住华埠卡拉尔街的活士酒店（Woods Hotel）。
为筹募革命经费，孙中山在加拿大除了到温哥华、维多利亚，还访问过卑诗内陆不少地方，并去过温尼辟、多伦多以及满地可，一共在加逗留了84日，筹得11.2万加元，温哥华洪门还将他们在片打街5号致公堂物业抵押给银行，筹得1.7万港元，电汇给中国革命军使用。
温哥华“保救大清皇帝会”总部也在卡拉尔街，离洪门致公堂只不过一百呎，大家可以想像当时保皇党与孙中山的革命党近距离打对台的场面。
另外，梁启超同孙中山都在温哥华举办演讲会，推销他们的政治理念，其中一个地点就是当时华埠上海巷，号称可以容纳500观众的醒觉戏院。
据加拿大华裔作家余兆昌（Paul Yee）所写的《咸水埠》（Saltwater City）记载，听过孙中山演讲的其中一个听众张远豪忆述：“孙中山演说时，所讲与我讲的一样，是带石歧口音的广府话，但在座大多数都是四邑人，听不懂他的说话。有人更说，如果他（孙中山）不可以令我们明白他的说话，又如何可以赶走满洲人？”
除演讲外，两党还利用传媒互相攻击。1903年8月，保皇会在温哥华创办《日新报》，这是加拿大历史上首份中文报纸。到1908年，洪门也创立《华英日报》。
据温市洪门中人曹建武撰写的《致公堂复国运动史》记载：《华英日报》从中国聘请崔通约做主笔，鼓吹推翻满清，与保皇党的机关《日新报》进行笔战，两方更互相兴讼。
有一次，《华英日报》讥保皇党为马扁，即将骗字拆开，保皇党告上法庭，指《华英日报》诽谤，这场官司经历数年，最后《华英日报》虽然胜诉，但因为讼费虚耗不少金钱，该报宣告倒闭。
不过，洪门在1910年创立另一张报纸《大汉日报》（后来改名为《大汉公报》），更从香港聘请原《中国日报》社长冯自由为主笔，专门揭露清廷腐败及保皇党罪状。《日新报》也不示弱，双方针锋相对，曾经试过论战200多日，成为海外两党最长的笔战。

温哥华大清保皇会众理事图像。 温哥华华裔摄影师周耀初在1911年为孙中山拍下的照片。 周耀初摄 李鸿章（图前马车后座右者）到达温哥华时，受到华人盛大欢迎。 温哥华档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