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历史频道歉汲教训 加港看遗忘与选择性记忆

撰文：何良懋

香港教育局就修订初中中史课程展开第二阶段咨询，日前就修订课程大纲事宜举办传媒简报会。课纲咨询首次加入教授有关香港前途的中英谈判和《基本法》制订等细节，惟没有提及“六四”事件和“六七”暴动。论者纷批评香港当局在教科书编写上偏重一国的政治需要，把香港本土社会价值和本地历史内容弃之如敝屣，不惜人为割裂香港史，刻意遗忘权柄者不欲见到的史实，企图利用选择性记忆改写香港成功故事。

当记者问“六七”暴动和“六四”事件会否纳入课纲咨询稿时，修订初中中史及历史课程专责委员会主席兼香港中大文学院院长梁元生，反问该记者：“六七年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呢？”他又表示：“六七年我们是亲身经历过的，也是经历过的时代，如果我们用记忆去讲，我们不会遗忘，但历史倚靠回忆的写法，不是我们现在订立课纲标准。”
梁元生跟着指出，“六七”暴动是香港史重要部分，但在中国历史中不是重要部分，他不记得在课程纲要延伸部分有否提及，惟“在中国历史部分没有写到”。
倒过来把历史记忆扫进忘川
刻意遗忘那些不利自己的历史，是中外当权者的基本习性，皆因历史疮疤不好挖。凡能够打击政敌的历史往往大书特书，为己所用，既可利用来巩固统治地位，也乘机清除眼中钉，进而使自己显得更加“一贯正确”。
统治者尚未全面当权时，又会怎样说呢？2013年1月22日，时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说过这样的话并刊于党报：“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当大家以为会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今天却倒过来把历史记忆都扫进忘川去！同一位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表明要加强中央“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香港教育局身先士卒响应，在中国历史课程修订纲要咨询文件中，不仅不提对统治者敏感的“六四”和“六七”事件，甚至宣称有关事件在中国历史长河“不是重要部分”，却不解释如何“不重要”，难以服众。这种行径不乏为当权者避讳，不欲权柄者不悦的算计。教育官员如此示范，恐只向莘莘学子展示指鹿为马的逢迎丑态。
前捷克总统、人权作家哈维尔（Vaclav Havel）说过：“毋须什么想像力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景，仅仅导致了所有道德水平的逐渐腐蚀，所有正派标准的坍塌，对诸如真理、坚持原则、忠诚、利他主义、尊严和荣誉等价值意义的普遍毁灭。”（见《致胡萨克的公开信》）今夕何夕，有港人对本土历史采高度选择性记忆的手段，甘为上位者把历史片断“消音”，试问与篡改历史有多大分别？
似忘了终极关怀的对象是百姓
中国外交学院教授、中华日本学会理事周永生，2012年曾撰《日本的历史观：选择性失忆》一文，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在对待历史问题上采取了“选择性记忆”。他认为，这是日本当政者刻意为之。
周永生说，日本对于二战的描述和追忆乃至于学习和研究，重点集中于美军的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两颗原子弹的爆炸及其惨烈程度，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顽强作战，日本在中国东北建设的“王道乐土”等内容。而实际上，日本中学历史课本中记载有二战历史，可是在习惯上，日本的学校和教师基本上不讲这段历史。
周永生据此分析道，这也是因为二战历史对于日本是一段走向法西斯侵略、奴役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历史，同时也是战败的历史。加上日本的左中右学术派系不同，这段历史中的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议极多，因此，日本教师在教学上，面对不堪历史就“选择性记忆”人为地抹掉，乃至日本青少年和民众几乎不能很好地认识这一段历史。
又看看加拿大政要吧，由前联邦保守党政府总理哈珀，到前卑诗自由党省长简蕙芝，以至二埠市长和目前温哥华市长等，先后为昔日加国政府所实施排华政策和歧视华人言行，在不同场合道歉；在一声“加拿大对不起”之后，联邦政府还向人头税缴纳者作出象征式赔偿。本地掌权的白人没遗忘歧视华人史，也没有什么人利用选择性记忆文过饰非；在现代民主开放的公民社会，过去的绝不可瞒，只能直面历史汲取教训，积累大步向前走的动力。
香港教育局难道欲复制日本官员不去直面历史的伎俩，蒙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摀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不想回忆真相，忘记了终极关怀的对象应是善良的百姓？事实上，集体记忆活在民众心中，代代相传。以权力中心为马首是瞻的教科书只是宣传，那与道德正义全沾不上边，遑论回归历史事实，迟早都会被翻案的。加国政要为白人祖先所干下歧视政策和不公义行为道歉赔礼，不只在于利他主义出发点，更加在乎寻求心之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