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杂志｜本地“奴工”日做14小时 身心过劳变催命符 无界职场拼搏无尽

《香港奴工系列》之现况篇

香港人热爱工作，常被揶揄“奴性”重，背后却埋藏过劳的隐患。目前本港未就“工作过劳”制订定义，惟过去10年，劳工处共接获逾1400宗涉及雇员在工作期间非因意外或职业病死亡的个案。除了体力消耗，“打工仔”精神过劳亦不容忽视。传统行业多劳多得，劳工长时间工作，只求三餐温饱；新兴行业节奏快、压力大，加上疫后出现职场新形态，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模糊，形成倦怠社会，最终影响劳工的精神健康。本报将以系列报道，循现况、文化及政策层面，剖析香港“奴工”文化的形成，为扭转“有毒职场”出谋献策。

香港人热爱工作，常被揶揄“奴性”重，背后却埋藏过劳的隐患。

港人生活节奏急促，社会竞争大，近年更被称为“过劳城市”。2022年，美国调查公司KISI发表《工作生活平衡城市排行榜》，在全球100个城市中，香港在“工作过劳”的排名中高居第2。根据政府统计处最新数据，2024年5月至6月，全港287.4万名全职雇员的每周工时中位数为43.4小时，其中有25%男性雇员每周工时达50.8小时或以上。

本地未就“工作过劳”制订定义

香港楼宇管理雇员工会理事长何志明指，本港近3分2保安工作采取12小时工作制，实际仍未加上当值前简报和更衣的时间，部分同工更要轮班，休息时间所剩无几，“长时间工作导致精神恍惚。”他又说，饮食业同样工时长，许多工友无法在“落场”时间休息，故有厨师用纸皮垫背，在商场后楼梯间午睡，“工时可长达14小时。”

有前线保安指，长时间工作导致精神恍惚。

目前本港未就“工作过劳”制订定义，过去10年，劳工处共接获1439宗涉及雇员在工作期间非因意外或职业病死亡的个案；单计2021年至今年首季，已有139名保安员身故（见表）。

做电视台on-call 48小时不回家

何志明说，保安工时长、薪水低，曾有同事为多赚收入身兼两职，结果猝死，“午饭时看他伏在桌上，便没有再起来。”法例订明保安人员每月工作不能超过372小时，以1个月有31日为例，即每日不可工作超过12小时，据悉起源于昔日有保安员连续工作两更（24小时）后死亡。

劳动工种以外，有前电视台幕后员工形容，同事“过劳”乃常态。阿墨从事媒体工作近10年，曾任电台及电视台资料撰稿，兼任影片后制工作。他说，筹备节目的时间紧绷，曾在3星期内准备10集外景拍摄的游戏节目，“要‘度桥’、试玩游戏、预约场地和嘉宾，并在拍摄后1个月内完成剪接播出。”有节目要连续拍摄近30小时，也有同事通宵剪接影片，“他们on-call（候命）48小时不回家。”

过去10年，建造业有逾230人在工作期间非因意外或职业病死亡。

建筑界同样疲于奔命。建筑师助理Nelson入职5年，每日平均工作10至12小时，来回地盘及政府部门处理图则，也会超时工作至凌晨，甚或于周末和假期加班，“工期短，要设法追赶进度。”

除了体力消耗，精神亦会“过劳”。世界卫生组织于2022年把“过劳”纳入《国际疾病分类》，界定为长期未能克服工作压力而出现的“职业现象”，综合症状包括感到筋疲力竭、对工作产生疏离感或倦怠感，以及工作效率降低。

Nelson坦言，工程进度落后，会自责工作效率低，每当放假便产生罪疚感；早前因病失声，无法接听电话，客户却因此作出投诉，“压力早已爆煲。”阿墨则说，团队自我要求高，往往超时工作以后制更多效果，陷入恶性循环，“不做效果可以准时收工，但成品又不如预期。”他形容，近年经常生病，长时间拍摄及剪接导致劳损，最终为健康而离职。

保安叹“开门不开门”都被投诉

有前线保安亦言，香港投诉文化严重，加剧打工仔的工作压力，“帮忙开门又投诉，不帮忙开门又投诉，那怎么办？”

辅导心理学家陈钰瑜分析，不少打工仔的自我价值感建基于工作，把工作完成度与上司的要求凌驾个人基本生理需要，而群体习惯加大打工仔的“拼搏精神”，“看到同事尽力工作，自己也要尽力。当睡眠不足成为工作团队的规范，健康及睡眠自然不在首位。”部分打工仔工作量大，却认为是因个人能力不足而未能按时完成工作，她相信，与社会自我批判的风气有关，“惯性归因为个人问题，忽视外在因素。”

疫后“在家工作”变24小时无休

此外，疫后出现职场新形态，工作和生活的边界模糊，令打工仔更易精神过劳。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硕士（辅导）课程总监黄蔚澄教授指，“在家工作”已演变成24小时、7天工作，“我们要有‘健康’的界线，不然问题只会深化。”

香港基督教服务处于2011年至2022年持续进行“香港打工仔身心健康调查”，访问627名“雇员支援计划”使用者，38.8%受访者自觉工作压力严重，更有19.5%受访者曾想过自杀或伤害自己；有近35%受访者表示“害怕上班”，或曾因面对困难而请假，在受访期间的过去1个月内平均索取6.1日病假。

香港树仁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副系主任及副教授林嫣红博士认为，香港打工仔长期受压，无奈许多雇主不理解，员工身心健康与工作表现有直接关系。她盼望，雇主能多加留意员工健康状况，检视公司政策及作出调节，共建友善职场。

港大研究调查发现，93%受访社工属中等职业过劳。

社工医护等较常面对“继发性创伤压力”

身心过劳以外，有学者指出，助人的专业人士较常面对“继发性创伤压力”，继而引发“慈悲疲劳”，影响深远。

疫情为社会带来冲击，市民身心疲惫，加上留守长者及学童自杀问题涌现，社工面对人手和资源短缺疲于奔命。针对社工的职业过劳问题，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推出支援计划，并委托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展开“如何改善社工职业过劳”的学术研究调查。

约250名受访社工中，93%属中等职业过劳，80%面对中等“继发性创伤压力”，更有68%有抑郁症状；及后港大扩大研究范围，收集近1400名社工的数据，当中89%出现职业过劳。

港大研究员陈冠妤博士解释，社工、医护及纪律部队等助人的专业人士，较常面对“继发性创伤压力”，如社工助人期间会听到令人心酸的故事，其情绪也有机会受到影响，“他们不是第一身接触创伤事件，但会继发性感受到压力。”

港大社会科学硕士（辅导）课程总监黄蔚澄教授指，对两次研究中近90%的过劳比例感到惊讶，并指部分社工出现抑郁征兆及自杀念头，已响起警号。他续指，当过劳加上继发性创伤压力，便会进一步引发“慈悲疲劳”，如助人者对他人失去慈悲心和同理心，影响工作表现。

陈冠妤庆幸研究只有6%受访者认为“慈悲满足感”低，即大多数人仍能透过助人、见证受助者情况好转而感到满足。两人期望，社会加以注视慈悲疲劳带来的影响。

记者：仇凯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