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转型期:低增长与“短低长高”利率并存思维框架|陈新燊

全球经济数据陆续出炉,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正在浮现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权威预测显示,2025年全球GDP增长率将仅为3%,这个数字背后隐藏一个更深层的现实——那个曾经让我们习以为常的“高增长、低利率”黄金时代,可能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一、增长的天花板已经显现
回望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轨迹,不难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全球经济增长的动能正在持续减弱。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场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
1.1 美国:表象繁荣下的结构性隐忧
美国经济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依然活跃,消费市场保持韧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带来了积极影响,但深入观察就会发现,居民储蓄率持续下滑,企业资本开支意愿减弱,增长的内生动力正在衰减。IMF预计美国2025年GDP增长率约为1.9%,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劳动力市场虽紧俏,但生产率提升有限,工资——通胀螺旋风险犹存,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令人担忧。
1.2 欧洲:多重压力下的增长停滞
欧洲情况更加严峻,制造业持续萎缩,能源成本高企,地缘政治冲击和人口老龄化正在侵蚀这个老大陆的竞争力。德国汽车工业的困境就是一个典型缩影,传统工业强国在电动化与智能化转型中步履蹒跚。欧元区2025年增长预期仅为1%,复苏之路漫长而艰难,结构性改革推进缓慢,财政空间受限,进一步拖累增长潜力。
1.3 中国:从速度到质量的深刻转型
中国经济也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外部需求疲软、地方债务压力上升,使得传统刺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尽管4.8%的增长预期在全球范围内仍属亮眼,但相比过去动辄两位数的增长率,这一数字反映了经济增长重心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战略转移。消费与服务业的缓慢复苏,叠加人口结构拐点,预示潜在增长率的系统性下移。
1.4 新兴市场:分化加剧,挑战并存
新兴市场表现呈现显著分化。资源出口国虽受益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但也面临资本外流与汇率波动的双重挤压;制造业出口国则受全球需求放缓与供应链重构的双重冲击。越南制造业出口增速从2023年的7.2%降至2025年的3.5%,这一变化凸显了外需依赖型增长模式的脆弱性。同时,美元利率环境与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政策调控的难度。
二、利率的新游戏规则
在这个低增长的新世界,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现象正在上演:利率市场出现了“短低长高”的格局(“lower front-end, higher long-end” yield curve phenomenon)。这种现象打破了传统金融市场的认知,也让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感到困惑。
简单来说,短期利率在央行的强力干预下保持在相对低位,而以十年期国债为代表的长期利率却在市场力量的推动下持续高企。这种现象在金融学中被称为收益率曲线的平坦化(yield curve flattening),甚至在某些时点出现倒挂(inversion),反映的是央行政策意图与市场预期之间深层博弈。
2.1 央行的两难:谨慎宽松下的政策困境
央行们面临前所未有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经济增长乏力需要宽松货币政策提供支持;另一方面,通胀压力尚未完全消散,尤其是服务业通胀的粘性,使得央行不敢贸然大幅降息。这种“谨慎宽松”的政策立场,导致短期利率虽处低位,但下降空间极为有限。
2.2 长期利率的上行逻辑:多重力量共同推升
长期利率的上升则源于更为复杂的市场逻辑:通胀预期未完全锚定:投资者担忧未来通胀可能反弹,因此要求更高的通胀风险补偿(inflation risk premium)。
财政扩张带来的供给冲击:各国政府为应对经济挑战与结构性转型,大规模发行长期国债,加剧债券市场供给压力。
全球储蓄——投资失衡:新兴市场储蓄率下降,全球储蓄供给减少;而发达国家在绿色转型、数字基建等领域的投资需求上升,推高长期资金价格。
风险溢价上升:地缘政治紧张、政策不确定性加剧、气候风险上升,使得投资者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进一步推高长期利率。
三、政策制定者的艰难平衡
在这种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各国政策制定者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传统的政策工具箱似乎已不够用,单一政策手段往往顾此失彼。
3.1 货币政策的约束
央行需在抑制通胀、支持增长与维护金融稳定之间寻求平衡。IMF数据显示,全球公共债务已攀升至GDP的93%。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使得加息空间受限,降息亦难大幅推进——提高利率可能加剧政府付息负担,甚至引发债务危机;降息则可能重燃通胀预期。
3.2 财政政策的空间压缩
多年量化宽松(QE)与财政刺激已使政府债务高企,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即使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大规模财政刺激也易引发债务可持续性担忧,市场信心可能迅速恶化。
3.3 国际政策协调的缺失
各国在面临国内压力时,往往采取“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策略。例如,美国更关注通胀控制,倾向维持较高利率;欧洲则担忧增长乏力,倾向于更早降息。这种政策分化加剧了汇率波动,扰乱跨境资本流动,放大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四、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依赖传统政策工具已难奏效。必须构建一种更加系统性、协调性的政策框架。
4.1 货币政策:从单一目标到多重平衡
央行应从单一的通胀目标制转向兼顾物价稳定、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的多重目标框架。加强前瞻性指引,提升政策透明度,稳定市场预期,避免过度波动。
4.2 财政政策:从短期刺激到长期投资
在债务约束下,财政政策应聚焦于提升长期生产率的投资,如绿色能源、数字基础设施、教育与科研等领域。这类投资既能提供短期需求支撑,又能为长期增长奠定基础。
4.3 结构性改革:释放增长潜力的根本路径
教育培训、科技创新、市场化改革、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提升等结构性措施,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关键。尽管改革见效慢、阻力大,但长期收益显著。
五、投资者的新策略
对于投资者而言,这一“新常态”意味必须彻底重构投资逻辑。高回报、低风险的时代已然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低回报、高波动、政策碎片化”的长期环境。
5.1 全球化资产配置:分散风险,捕捉机会
地缘政治风险加剧背景下,跨区域、跨货币、跨资产类别的多元化配置至关重要。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单一国家或政策风险的冲击。
5.2 防御与成长的平衡
在低增长、高波动环境下,应兼顾现金流稳定的防御性资产(如公用事业、必需消费品、高股息股票)与受益于长期趋势的成长性资产(如人工智能、绿色科技、数字化转型)。
5.3 聚焦长期结构性趋势
全球能源转型与数字化转型是不可逆的长期趋势。从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智能电网,到云计算、AI大模型、半导体,这些领域蕴含巨大投资价值。
5.4 动态调整与投资纪律
在高度不确定环境中,机械坚持固定策略风险极高。应基于数据与规则进行动态再平衡,严守投资纪律,避免情绪化决策。
结语:适应新现实的智慧
当我们站在这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回望,不难发现“黄金时代”的背后是全球化、人口红利与技术加速的共振。而今天,这些红利正在消退,我们必须学会在更复杂、更不确定的世界中生存与发展。
这并不意味悲观。每一次重大转型都孕育著新机遇。关键在于能否及时调整思维,适应新现实。
对政策制定者而言,需要系统性思维、精细化操作与国际合作;对投资者而言,需要理性认知、灵活策略与长远视角。
在这个“低增长”与“短低长高”利率并存的新时代,理性认知与战略耐心将是最宝贵的品质。那些能够优化资产负债表、提升核心竞争力、建立敏捷决策机制的组织与个体,终将在新一轮竞争中脱颖而出。
全球经济转型期或许漫长,但正是重新洗牌、重新定位的契机。保持清醒、坚定信心、灵活应对,或许就是我们能给出的最好答案。毕竟,历史从不简单重复,却总押着相似的韵脚。而未来,属于那些为“新常态”做好准备的人。
作者简介:资深金融人
现任全国资产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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