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仁心】对于多伦多市府向联邦政府提交巿内毒品非刑事化的议案，安省省长福特上周炮轰那是他「听过至疯狂的事」。 在一个多元开放的社会，任何人都可就不同议题提出看法，但政客或官员在毒品政策问题上，必须放下「倡议者思维」，换上一个「决策者脑袋」。
多伦多公共卫生局于去年1月，要求加拿大衞生局(Health Canada) 根据《受控药品和物质法》(Controlled Drugs and Substances Act)，给予比卑诗省所获得更进一步的豁免。今年3月24日，多伦多市府就要求作出更新，明确要求将所有个人使用毒品非刑事化，而且豁免范围涵盖年轻人。在卑诗省，豁免范围只包括成年人及部分毒品，多伦多的要求确是更进一步。
老生常谈的「倡议者思维」
提出相关要求的理由，已是老生常谈，包括药物使用是关于健康而非刑事司法问题；可为刑事司法系统节省成本；吸毒者可获更多医疗保健的机会；可预防的滥药死亡，防止污名化等等。
问题是，要把毒品非刑化当公共政策来推行，这种「倡议者思维」并不足够。倡议者往往只着眼于一个相对狭窄的范围，目标就是极力争取某一特定议题中的某些权益。至于其诉求对其他社会人士和范围所带来的影响，不一定会仔细思考，甚至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决策者这样思考
但作为政府，推动政策，必须换上一个决策者的脑袋。例如为达到某个目标去推动一项政策，可能会引发什么相关影响？要付出什么社会成本？相对于冀望达到的目标，所引发的副作用是否可控及如何防控？对其他社会成员所造成的困扰，是否合理、公平？
又或者，要让所推动的政策达到一个合理的成功水平，需要有什么具体配套？需要多少时间、成本，以及什么政府机关和民间组织合作，去确保配套措施到位？
还有，如果政策推出后引发负面效应，要如何收科？除了官员极力用把口护航，有什么具体损害控制方案？当然，要有这种方案，当局必定要在设计政策时已作沙盘推演，了解到可能出现的岔子，有可量度的绩效评估指标，知道何时及如何出手，确保负面因素不会对民众造成难以接受的后果。
卑诗非刑事化未见效果
推动毒品非刑化的倡议者，往往受到「葡萄牙模式」的启发，但葡萄牙模引入少量毒品非刑事化只是入门，更重要的是警察获授权明确执法和转介，再加上以戒毒委员会为首的一连串医疗辅导机制，才达致滥毒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的效果。葡萄牙模式正好反映，把毒品非刑事化并不自然引向缓解滥毒危机的效果。
在卑诗省，三角洲警察局长杜博德(Neil Dubord)日前发公开信，称虽然个人认同非刑事化政策的原则，但早期评估显示，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非刑事化政策在今年1月底实施至5月，全省共791人滥药死亡，甚至多过去年同期的772人。
杜博德认为，政策是推出了，但整体措施不一致；缺乏监督和衡量；系统各自为政，以及资金决策等缺陷，为当局的预期目标带来风险。
全省推动尚且如此，多伦多只是一个市，如何寻求足够资源规划配套，以及防堵一些明显的缺陷(例如附近城市的瘾君子涌入，或者不法分子利用多伦多的作为交易毒品的地点)，都必须有具体的说明和措施，不能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有了实行非刑事化的权限，美好愿景就能变成事实。
文：独立时事评论员廖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