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鵡專欄】一考定終身？三地升學制度的光與影

【漂流教室】每年六月，總有一種熟悉而凝重的氣氛，在中國大地悄然鋪展。這幾天，我在中國某城市，最熱門的話題就是高考。街頭巷尾，低聲交談與熱烈討論交織成一種無形的聲浪；校園內外，視線匯聚，彷彿整個社會都在為同一場考試屏住呼吸。考場外，向日葵迎風而立，寄寓「一舉奪魁」的祈願；交警默默開道，城市自覺靜音，連汽車的喇叭聲也被暫時收納。千萬家庭的期盼，在這幾天被濃縮、被放大，也被命運鋪展於試卷之上。

高考，不只是考試，它更像是一種時代的儀式，一種對「公平」近乎信仰般的堅持。

然而，當這股聲勢如潮般席捲神州，在更遼闊的教育版圖裡，關於「如何抵達大學」的答案，卻並非只有一種。香港的DSE與加拿大的升學制度，如同兩條悄然分岔的河流，從不同方向流向同一片未知的海洋。

不久前，我在一場反種族歧視講座中，遇見一對令人難忘的母女。母親來自北京，是典型的「陪讀媽媽」，女兒尚在中學。她們靜靜坐在會場一角，專注而克制。講座結束後，她走來與我交談。她說，如今移民政策收緊，道路愈發狹窄，但她仍排除萬難，帶著女兒來到這裡。

「我只是想讓她看看外面的世界，」她輕聲說，「也希望她能擺脫那種幾乎讓人喘不過氣的高考壓力。」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教育制度從來不只是規則，它更像一面鏡子，映出一個社會對「人生」的理解，也折射出家庭對未來的想像。

中國高考，如刀鋒般精準而冷靜。它將時間壓縮為幾天，將價值凝結為分數，試圖在龐大的人群中劃出最公正的分界線。對無數來自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它仍是一條最直接、也最可觸及的上升之路。然而，正因其高度集中，它也將青春的重量壓於一瞬——成敗彷彿只在一念之間，努力若未轉化為分數，便容易沉沒於無聲。

香港DSE，則多了一分呼吸的空間。它仍有競爭，亦有考試，卻不再讓命運完全繫於單一時刻。「最佳五科」的計算與校本評核，使學生得以在不同層面被看見。有人在公開試失手，卻因平日的積累而獲得補償。它承認不完美，亦允許修正。學習因此不再像一場孤注一擲的賭局，而更像一段可以跌宕的旅程。

而加拿大的升學制度，則更顯從容。它不急於在某一刻下定論，而是耐心觀看一段時間如何流動成為一個人。曾有一位溫哥華學生，成績並非頂尖，卻長期參與社區反歧視行動，組織青年倡議，在一次次公共對話中學會發聲、傾聽與承擔。當他遞交申請時，紙上不只是分數，而是一條逐漸清晰的生命軌跡。最終，他被名校錄取。

在這樣的體系中，大學不只是選擇「最會考試的人」，而是在尋找「最有可能成為某種人的人」——那些知道自己為何學習，亦願意為世界做些什麼的年輕人。

若細細思量，三種制度其實隱含三種時間的隱喻。高考，是瞬間的定奪，像雷霆劃破長空；DSE，是階段的修正，如行舟可轉舵；加拿大制度，則是漫長的生成，像河流在歲月中緩緩塑形。

制度不同，所塑造的不僅是升學路徑，更是人對成長的理解——是一次證明，還是一段歷程；是被篩選，還是被成全。

那位北京母親的選擇，或許並非逃離，而是一種溫柔而堅決的追問：人生，是否只能以一種方式被衡量？一個孩子，是否必須在同一把尺度下被定義？

六月的考場仍在延續，筆尖落下的聲音細小卻沉重。與此同時，在遠方的另一個教室裡，一個女孩正慢慢適應新的語言、新的節奏，也慢慢學會如何在沒有標準答案的世界中尋找自己。

或許，教育最深的意義從來不在於選出最標準的答案，而在於——當所有試卷收起之後，我們是否仍願意相信，每一個人，都不只是那幾頁成績單所能寫盡的。

文：陳鵡

圖：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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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鵡，中文講師一枚，教過香港幾所大學，漂洋過海來到溫哥華，繼續用中文傳道、授業、解惑（偶爾也解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