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仁心】7月17日（周五），加拿大國防部發新聞稿，宣布將關閉4個海外任務，包括撤出剛果、科索沃、塞浦路斯及南蘇丹的任務，並縮減在埃及的非聯合國部隊承諾。
消息低調得近乎刻意，但背後的意涵卻十分明確：加拿大正在調整其海外安全角色，而聯合國維和已不再是核心。這並非孤立的政策動作，而是在更敵對、更碎片化的國際環境中，逐步完成的一場戰略轉向。
我國曾以維和聞名於世，如今卻悄然退場，反映政府對世界局勢的重新判讀，重排國家安全的優先順序。
對維和投入非突然終結
我國維和傳統源於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時任外交部長皮爾遜（Lester Pearson）提出建立聯合國緊急部隊的構想，促成了首支真正意義上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協助化解危機，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此後數十年間，加拿大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逐漸形成以外交及多邊合作維持和平的中等強國形象。
1990年代初，加拿大在聯合國旗下服役的維和人員（包括軍人、警察與文職）一度接近4,000人，是維和參與的高峰。此後人數一路下降，2010年代中期僅約百人，近年更跌至不足30人。2026年4月，加拿大只有27名制服人員參與聯合國維和，排名第66位；按照最新縮編計劃，外界估計撤編後排名將跌至約100位。
我國對維和的投入並非突然終結，而是逐步淡出。退場亦不是對維和理念的否定，而是對世界現實的回應。
傳統維和愈來愈難做
俄烏戰爭使歐洲回到大國軍事對抗的陰影；中東局勢反覆升溫，牽動能源與航運安全；中國對台灣及南中國海一帶國家的戰略摩擦持續；北極則因氣候變化、航道開放及資源競爭，逐漸成為俄羅斯、中國與西方國家競爭的新空間。國際政治正在由危機管理，轉向更強調威懾、防衛與軍事準備。
維和並不是單純派兵到衝突地區，通常需要基本停火、交戰各方作出一定程度的妥協，騰出中立的政治空間。但現時的衝突往往涉及多個武裝團體、外部勢力及大國代理競爭，連聯合國安理會亦受到大國分歧制約。
隨着二戰以來的國際秩序逐漸脆弱，維和的代價和效果近年愈來愈受質疑。維和任務變得更複雜、更危險，也更難達到明確成果。在這樣的世界裏，維和自然退居次位。
防務安全優先順序重排
2024年的國防政策更新文件《Our North, Strong and Free》中，聯邦政府已為國防策略定調，也讓維和的退場更具制度化。
從政策內容及資源配置看，其核心邏輯十分清楚：首先強化加拿大本土防衛，包括北方領土、網路安全，及應對國內災害。其次確保北美安全，包括升級北美空防司令部 (NORAD)與強化北極主權。其後是支援海外盟友，主要聚焦於北約架構與新興的印太戰略。跟著是繼續對全球穩定作出貢獻，包括維和。
維和仍在政策中，但在有限軍力之下，北約及盟友防衛的優先性明顯提高。
從「維和國度」到「安全伙伴」
加拿大最新一輪維和縮編，反映的是一場更深層的戰略轉向：從以維和與多邊外交投射影響力，轉向以聯盟、軍事能力與戰略伙伴關係建構安全。
長期以來，維和一直是加拿大向「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及發展中國家，展示多邊主義形象的重要渠道。當加拿大由「維和典範」逐漸轉向「西方安全體系中的可靠伙伴」，其外交身份也可能失去部分獨特性。
這並不是說加拿大放棄全球南方，更不意味維和沒有價值，而是兩者在國家戰略中的比重下降。
維持「西方盟友」以外的聲望
這種轉向，可能令加拿大更受美國及北約盟友重視，卻也帶來新的問題：當國防硬實力成為外交影響力的重要基礎，加拿大如何維持過去在全球南方累積的道德聲望及多邊角色？
維和退場不只是軍事任務的縮減，更是一場國家戰略身份的重整。在火藥味漸濃的地緣格局下，我國選擇更符合當前安全環境的道路，但真正的考驗，是在成為盟友更可靠的安全伙伴之餘，能否仍然保留一個不只是「西方盟友」的加拿大。
文：廖長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