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評論】少年遇刺反遭上銬　檢視前線判斷遲滯陷阱

［世道仁心］18 歲大學生諾瓦克(Henry Nowak)在英國漢普郡街頭遇刺喪生，引發的爭議已超越英國本土。

由於事件涉及種族議題，引發不少情緒性的爭論。但對多元社會而言，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因種族和諧從不是單靠情感包容維繫，合理與平衡的制度，是必要的土壤。

這宗悲劇迫使社會重新思考：在快速變動的緊急情況中，公共系統如何在推動文化敏感度與公平性的同時，不削弱前線人員作出冷靜、客觀判斷的能力？

何竟忽視重傷者求救？

去年12月3日凌晨，諾瓦克返家途中遭迪格瓦(Vickrum Digwa)刺傷。警方抵達後，迪格瓦立即聲稱自己是遭受種族仇恨攻擊的受害者，警員幾乎未作查證便接受其說法，並將諾瓦克視為加害者。

隨身攝影機畫面顯示，諾瓦克多次表示自己被刺傷、無法呼吸，但警員未有認真查看，甚至將他上銬。等到意識到傷勢嚴重時，已為時太晚。漢普郡警方事後承認「嚴重失誤」。

問題於是浮現：為何受過訓練的警員，會忽視一名重傷者近在眼前的求救？

18 歲大學生諾瓦克(Henry Nowak)被刺身亡(左)   與 23 歲會計事務所職員迪格瓦(Vickrum Digwa)(右)。

23 歲會計事務所職員迪格瓦(Vickrum Digwa)以隨身攜帶的匕首刺中18 歲大學生諾瓦克(Henry Nowak)，法庭的控方提供凶器證物中顯示匕首上有血跡。

當警員到場時，行兇者稱自己遭遇種族仇恨攻擊，警員以手鐐扣起18 歲大學生諾瓦克(Henry Nowak)，當時諾瓦克稱自己中刀傷，不能呼吸。

 

害怕做錯會否妨礙做對？

坊間對此有不同解釋，包括確認偏誤、現場混亂、對第一敘事的過度依賴。亦有觀點指出，制度文化本身可能造成心理偏移。

英國全國警察局長委員會(NPCC)的《警務反種族主義承諾》明確指出，追求公平「不代表對所有人一視同仁，也不代表採取『色盲』態度」。本意是提升文化敏感度，但在街頭層級卻可能產生反效果：前線警員對「被指控為種族歧視」的恐懼被放大。

當一名不誠實的肇事者搶先指控被種族仇恨時，警員可能因制度訊號而過度修正，把注意力放在「避免犯錯」與「避免被貼標籤」上，而不是放在眼前那位正在流血的年輕人身上。這種心理偏移，最終釀成致命後果。

政策訊號影響風險計算

事件所反映的制度張力，並非英國獨有。加拿大公共機構與執法部門近年亦逐漸由傳統的「色盲式、公正式」模式，轉向更強調反種族主義與結果公平的治理方向。

皇家騎警(RCMP)在《Vision 150》現代化策略中，將公平、多元與包容（EDI）納入組織核心，並在官方文件中強調要以「堅定立場」對抗種族主義。各省亦推行「種族基礎數據收集」（RBDC）制度，要求警員在使用武力、健康安檢與逮捕時，記錄當事人的「感知種族」，用以分析制度性偏差與族群差異。

雖然指引同時強調《無偏見警務政策》(Bias-Free Policing Policy)，以確保警務行為符合公正原則，但在前線實務中，制度訊號往往比文字更具影響力。

當警員知道自己的每一個動作都可能被量化、審計，並置於種族議題框架下檢視時，其心理風險計算有可能因此出現變化。

一名警員在處理暴力嫌犯時，若對方立即指控種族歧視，警員便需同時面對兩種風險：身體威脅與行政責任。在電光火石之間，若行政風險被過度置於情境判斷之前，就可能出現與諾瓦克案相似的官僚性遲滯。

制度設計須鼓勵良好判斷

加拿大目前並無證據顯示警務文化已出現與諾瓦克案相似的問題。但英國事件的教訓是，任何追求公平與包容的制度改革，都必須同時考慮其對前線決策的實際影響。

政策制定者必須問：制度訊號會如何被基層理解？行政問責會否改變前線人員的風險計算？在高壓情境下，警員是否仍能把保護生命放在首位？

這些問題未必已有答案，但值得多元社會持續檢視。

制度設計的目標，不應是讓前線更恐懼，而是讓他們更有能力作出正確判斷。當制度文化讓前線人員更害怕「做錯」而不是「做對」，最終付出代價的不是制定政策的人，而是那些在危急時刻最需要協助的民眾。

文：廖長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