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島評論】擴張部長豁免權 須明確護欄保障公眾

[世道仁心］在加拿大制度下，預算執行法案（budget implementation bill）往往篇幅龐大，打包多項政策。技術上固然合法；但政治上，往往被視為嵌入具爭議政策的途徑。現正審議的《C15法案》（C-15)，正是包含了這樣的一個細節。

超過630頁、旨在執行財政預算的C-15中，第五部份中第五項修訂《減少繁文縟節法》（Red Tape Reduction Act），授權部長在特定情況下，對國會通過的法律及相關文書的適用作出臨時豁免，「目的在於促進監管制度的設計、調整或管理，以鼓勵創新、提升競爭力或促進經濟增長」。

繞過官僚系統，減少繁文縟節，這不是好事嗎？

理解問題所在，首先要區分「官僚體制」與「官僚主義」。

官僚體制有別於官僚主義

官僚體制是一種理性化的管理結構，執行決策者不能仗著權力隨意調動公共資源，必須遵循規則與程序。其核心功能是防止濫權、避免貪腐，為公眾利益把關。

官僚主義則是制度失效或運行不良的病徵：流程繁複、架床疊屋、效率低落，使體制由「把關」變成「製造難關」。

官僚主義固然令人反感，但削弱官僚體制的把關功能，卻會為不良監管與濫權提供土壤。

超越程序管理範疇

不過，聯邦政府不是已有《減少繁文縟節規章》（RTRR）嗎？現在只是提出修訂而已！

確實，RTRR 自 2015 年實施，並於 2020 年完成法定檢討，報告明確指出制度在降低行政負擔、提升監管效率方面「運作良好」。

RTRR的核心原則是「一進一出」（one‑for‑one）：新增一項行政負擔（例如填多一份表格或交多一份報告），就必須刪除等量負擔，屬於平衡行政成本的程序管理工具。

然而，C‑15 的修改已超越「程序管理」範疇，從「減少行政負擔」變成「授權部長在3年內豁免某實體不受國會法律約束」。這不再是改善流程，而是授權部長直接暫時停用法律，改變了法律適用的權力結構。

裁量權廣泛惹疑慮

把這種設計直接等同「人治」或許言過其實，畢竟法案仍設有豁免期限、不適用於《刑事法》，並受司法審查。

然而，C‑15 確是擴張了部長的裁量權，使法律的適用不再完全由國會制定的規範決定。部長可依據「創新」、「競爭力」、「經濟增長」等寬泛的政策語言作出豁免，或令制度的可預測性降低，也容易引發外界對公平與一致性的疑慮。

舉例說，一間能源企業若以「促進經濟增長」為由，獲部長豁免部分環境法規，3年內不受排放限制，對企業固然有利；但對其他公司可能是不公平競爭，對附近居民則是污染風險上升。

又例如，一間科技公司以「促進創新」為由，獲部長豁免隱私法規，是否意味該公司可在3年內蒐集、分析、共享個人資料？在人工智能與大數據時代，這種豁免可能讓公司取得遠超法律原本允許的權限。

超出「監管沙盒」的玩法

面對科技與產業快速變化，立法跟不上形勢確實是現實問題。為避免創新因等待修法而受阻，近年一些國家推行「監管沙盒」（regulatory sandbox），在嚴格監督下提供限時試驗空間。

沙盒的核心原則，包括清晰的風險管理和透明度要求，以避免出現特權或損害公眾利益；審批由監管機構主導，而非政治人物的個案裁量；豁免須有明確法律授權。

與此相比，C‑15所賦予部長的豁免權範圍更為廣泛，且透明度由部長自行決定，超出一般沙盒的規範。

效率與法治之間取平衡

C-15反映政府治理理念向「行政靈活性優先」的方向移動。最受爭議的並非應否擴張部長裁量權，而是有否同步建立清晰標準與透明監督。

「暫時停用法律」並非小修小補，牽涉官僚體制的把關功能。預算法案篇幅龐大，審查時間有限，將涉及行政權力邊界的改變嵌入其中，等同降低審查密度。若政府認為豁免機制必要，以獨立法案形式提交，讓議員、專家與公眾有足夠空間審視，更為恰當。

若政府堅持以一籃子的方式推進，法案必須設下更明確的護欄，以確保行政靈活性不會演變成制度漏洞。只有在效率與法治之間建立穩定的界線，公眾才能放心，政府也能避免日後面對司法覆核與信任危機。

文：廖長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