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仁心】美軍突襲委內瑞拉，直入官邸生擒總統馬杜羅（Nicolas Maduro）及其夫人。
新年伊始，特朗普政府即以行動向全球昭示：「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依然是美國外交思維的重要基石。這不僅是觀察未來國際局勢的重要窗口，也是加拿大制定外交政策時無法迴避的現實。
門羅主義著重地緣防禦
1823年，前美國總統門羅提出「門羅主義」。在承諾美國不干涉歐洲事務的同時，亦明言歐洲列強的政治制度與美洲本質不同，任何試圖將其制度或勢力延伸至西半球，都將被視為威脅美國安全的敵對行為。
「門羅主義」原以防止歐洲干涉美洲為核心，強調的是地緣防禦。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一框架逐步演變。
羅斯福推論開啟「大棒政策」
1904年，總統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進一步提出「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將美國定位為西半球的「國際警察」，主張在鄰國動盪或債務危機時，美國有權直接介入，以維持區域穩定與秩序，開啟了以外交壓力配合軍事力量的「大棒政策」。
二戰後，冷戰格局進一步強化此模式。美國的目標不再是防範歐洲列強，而是阻止共產主義擴散，以「反共」為名塑造區域政治版圖，確保西半球不致「火燒後欄」。
例如在1962年，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說明為何要「孤立古巴的共產主義威脅」時，便直接引用「門羅主義」正當化相關政策。
放不下的外交原則
進入1990年代，美國逐步淡化「門羅主義」。至奧巴馬時期，時任國務卿凱里（John Kerry）更於2013年的美洲國家組織（OAS）中宣稱「門羅主義時代已經結束」。
然而，特朗普如今高調宣示，「門羅主義」不但沒有終結，反而被賦予了更具進攻性的詮釋。
「唐羅主義」把盾牌當利劍
在活捉馬杜羅後的電視演說中，特朗普指委內瑞拉「引入外國敵對勢力，並取得具有威脅性的攻擊武器，可能危及美國的利益與生命」，嚴重違反了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則，並將其追溯至兩百多年前的「門羅主義」，而且宣稱他的主張更為超越，稱之為「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
添上個人色彩的「唐羅主義」似未有清晰的框架，但從實際行動觀之，顯然已超越「門羅主義」的防禦性外交警示，將「盾牌」轉化為「利劍」，作為行動授權的依據。
謹慎務實不擁護
回顧歷史，我國對「門羅主義」的態度始終保持謹慎、務實、不擁護。
19世紀時，加拿大仍是英國殖民地，渥太華與倫敦都意識到，「門羅主義」在客觀上排除歐洲列強在西半球的影響，間接保護英屬北美免於捲入歐洲衝突。
成為主權國家後，加拿大的看法依然是既肯定其區域穩定價值，亦對其宣示美國在西半球的權威保持警惕。20世紀初，總理羅利爾（Wilfrid Laurier）等領袖認為，美國海軍力量確實提供了安全屏障，但也清楚意識到「門羅主義」反映的更多是美國的區域主導，而非中立的法律原則。
簡言之，與超級大國為鄰，在價值與利益大致相符的前提下，我國選擇與「門羅主義」保持距離，卻同時務實地利用其所帶來的安全利益。
堅守法治多邊自主原則
面對美國重新包裝、更加強勢的「唐羅主義」，我國可從兩百年來與「門羅主義」的互動經驗中學習。以策略性模糊維持外交空間，既不盲目附和，也毋須正面對抗，從中取得必要的安全緩衝。
必須認清的是，共享安全並不等同於從屬。美國的軍事力量固然形成事實上的屏障，但我國必須要維持獨立的外交判斷。在國際局勢日益複雜的當下，美國的取態固然令人憂慮，而我國所面對的現實安全挑戰（包括俄羅斯和中國在北極圈的戰略企圖），同樣不容忽視。低調利用美國的安全威懾，並不代表要公開擁抱其戰略敘事。
我國面臨的課題，不是應否接受「唐羅主義」，而是如何在各強權重塑國際秩序之際，堅守法治、多邊主義與自主外交的核心原則。這既是加拿大在北美立足之道，也是能為世界提供的價值所在。
文：廖長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