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仁心】美军突袭委内瑞拉，直入官邸生擒总统马杜罗（Nicolas Maduro）及其夫人。
新年伊始，特朗普政府即以行动向全球昭示：「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依然是美国外交思维的重要基石。这不仅是观察未来国际局势的重要窗口，也是加拿大制定外交政策时无法回避的现实。
门罗主义着重地缘防御
1823年，前美国总统门罗提出「门罗主义」。在承诺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的同时，亦明言欧洲列强的政治制度与美洲本质不同，任何试图将其制度或势力延伸至西半球，都将被视为威胁美国安全的敌对行为。
「门罗主义」原以防止欧洲干涉美洲为核心，强调的是地缘防御。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框架逐步演变。
罗斯福推论开启「大棒政策」
1904年，总统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进一步提出「罗斯福推论」（Roosevelt Corollary），将美国定位为西半球的「国际警察」，主张在邻国动荡或债务危机时，美国有权直接介入，以维持区域稳定与秩序，开启了以外交压力配合军事力量的「大棒政策」。
二战后，冷战格局进一步强化此模式。美国的目标不再是防范欧洲列强，而是阻止共产主义扩散，以「反共」为名塑造区域政治版图，确保西半球不致「火烧后栏」。
例如在1962年，美国总统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说明为何要「孤立古巴的共产主义威胁」时，便直接引用「门罗主义」正当化相关政策。
放不下的外交原则
进入1990年代，美国逐步淡化「门罗主义」。至奥巴马时期，时任国务卿凯里（John Kerry）更于2013年的美洲国家组织（OAS）中宣称「门罗主义时代已经结束」。
然而，特朗普如今高调宣示，「门罗主义」不但没有终结，反而被赋予了更具进攻性的诠释。
「唐罗主义」把盾牌当利剑
在活捉马杜罗后的电视演说中，特朗普指委内瑞拉「引入外国敌对势力，并取得具有威胁性的攻击武器，可能危及美国的利益与生命」，严重违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并将其追溯至两百多年前的「门罗主义」，而且宣称他的主张更为超越，称之为「唐罗主义」（Donroe Doctrine）。
添上个人色彩的「唐罗主义」似未有清晰的框架，但从实际行动观之，显然已超越「门罗主义」的防御性外交警示，将「盾牌」转化为「利剑」，作为行动授权的依据。
谨慎务实不拥护
回顾历史，我国对「门罗主义」的态度始终保持谨慎、务实、不拥护。
19世纪时，加拿大仍是英国殖民地，渥太华与伦敦都意识到，「门罗主义」在客观上排除欧洲列强在西半球的影响，间接保护英属北美免于卷入欧洲冲突。
成为主权国家后，加拿大的看法依然是既肯定其区域稳定价值，亦对其宣示美国在西半球的权威保持警惕。20世纪初，总理罗利尔（Wilfrid Laurier）等领袖认为，美国海军力量确实提供了安全屏障，但也清楚意识到「门罗主义」反映的更多是美国的区域主导，而非中立的法律原则。
简言之，与超级大国为邻，在价值与利益大致相符的前提下，我国选择与「门罗主义」保持距离，却同时务实地利用其所带来的安全利益。
坚守法治多边自主原则
面对美国重新包装、更加强势的「唐罗主义」，我国可从两百年来与「门罗主义」的互动经验中学习。以策略性模糊维持外交空间，既不盲目附和，也毋须正面对抗，从中取得必要的安全缓冲。
必须认清的是，共享安全并不等同于从属。美国的军事力量固然形成事实上的屏障，但我国必须要维持独立的外交判断。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当下，美国的取态固然令人忧虑，而我国所面对的现实安全挑战（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圈的战略企图），同样不容忽视。低调利用美国的安全威慑，并不代表要公开拥抱其战略叙事。
我国面临的课题，不是应否接受「唐罗主义」，而是如何在各强权重塑国际秩序之际，坚守法治、多边主义与自主外交的核心原则。这既是加拿大在北美立足之道，也是能为世界提供的价值所在。
文：廖长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