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舊秩序瓦解？｜大不列顛現分離潮 英國迎近代憲政史最大危機︱拆局
除了德國，英國亦同樣面對政局死結，威爾斯、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首席部長於9月14日在威爾斯首府卡迪夫宣布「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的時代即將結束」。三方簽署聯合聲明及諒解備忘錄，要求英國中央政府承認三地人民有權決定自身的憲政前途並推動獨立公投，創下該國近代憲政史上前所未有的地方對抗中央新局面。
《金融時報》指出，三地民族主義者就是借用貝安德的此一主張，認為若倫敦、曼徹斯特等城市屬於「地方」，蘇格蘭、威爾斯及北愛爾蘭同樣作為「地方」，理應更有理據爭取唐寧街進一步下放權力。
9月9日，貝安德曾在下議院表示，若蘇格蘭形成明確共識可舉行第二次公投；但次日他在致蘇格蘭民族黨（SNP）黨魁斯溫尼（John Swinney）的信件中，又重申獨立及公投不在考慮之列。但斯溫尼抓住前言，宣稱貝安德可能成為「聯合王國最後一位首相」。
英國政府則強調應優先處理家庭生活成本與就業問題。這場交鋒顯示，貝安德雖願意談權力下放，卻無法接受地方民族主義者的獨立想法。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公開表態支持愛爾蘭統一，再令唐寧街與貝安德政府雪上加霜。
其實多年以來，蘇格蘭、北愛爾蘭及威爾斯或多或少均尋求脫離英國。蘇格蘭長期認為自身被剝奪了北海油氣資源，而2016年英國脫歐更對其貿易造成重創，因為蘇格蘭當時以62%的反對票強烈支持留歐，卻被迫跟隨脫歐。
英國未有即時解體危機
而北愛爾蘭雖隨英國脫歐，但當時大多數北愛選民在公投中選擇「留歐」。而目前北愛社會在政治與民族認同上亦仍存在分歧，難以就脫離英國或與愛爾蘭共和國統一達成一致共識。
威爾斯經濟規模較小，故高度依賴倫敦政府撥款，儘管近年支持獨立的呼聲及使用威爾斯語的頻率上升，但目前仍主要停留在文化層面，尚未成為政治分離的主流支持。
今次三地政府簽署的備忘錄僅屬框架協議，既無法律約束力，亦未列出具體公投表述或時間表，但三地聯合爭取公投權利，已深刻暴露英國當前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危機。唐寧街如今面對三地政治實體的集體逼宮，雖無即時解體危機，但地方獨立傾向已然成為難以根治的肘腋之患。
「威斯敏斯特時代」是否走向終結仍待觀察，但三地要求自治的警鐘無疑已經敲響。
三地分離主義 自治歷史源遠流長
回顧歷史，三地的分離主義與自治歷史源遠流長。威爾斯最早被納入英格蘭版圖，13世紀末被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軍事征服，隨後英王亨利八世通過《1535年及1542年威爾斯法律法案》將其正式納入英格蘭法律與政治體系。
蘇格蘭的合併路徑則大不相同，1603年蘇格蘭國王詹姆斯六世繼承英格蘭王位成為詹姆斯一世，實現了「共主邦聯」，隨後兩國議會於1707年通過《聯合法案》正式合併為大不列顛王國，但蘇格蘭保留了獨立的法律體系（蘇格蘭法）與長老會宗教體制。
愛爾蘭則是在1801年根據《1800年聯合法令》與大不列顛合併為聯合王國，經歷長期抗爭與獨立戰爭後，南部26郡於1922年成立愛爾蘭自由邦（即後來的愛爾蘭共和國），而北部的6個郡（即北愛爾蘭）則選擇繼續留在聯合王國，形成了今日的「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憲政架構。
為遏制日益高漲的分離主義，1998年，時任英國首相貝理雅（Tony Blair）領導的工黨政府推動「地方分權」（Devolution），分別頒布了《蘇格蘭法案》、《威爾斯政府法案》及《北愛爾蘭法案》，「因地制宜」地給予三地不同程度的自治權與議會立法權。所以，雖然三地在憲法意義上屬於單一制國家，但歷史發展軌跡卻各異。
如今，三地能否將獨立訴求轉化為現實，並將英國推向分裂，仍受制於法律程序與民意基礎，可以想像過程未必簡單。
昔日救世良方 今成制度弱點
總括而言，英德兩國在今年秋季的政壇大地震或已顯示，未來歐洲政治版圖正朝著「多極分化、邊緣挑戰中央」的方向發展。
歷史指針回撥約40年前，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1990年兩德在聯邦德國《基本法》（Grundgesetz）的框架下完成統一；1998年，英國對三地下放權力，暫緩分離主義與衝突，也讓英國在維持「單一制」國家的同時，走向非聯邦卻高度分權的獨特治理模式。
惟當年之「救世良方」，如今演變成制度上的脆弱之處。歷史的輪迴彷彿正在嘲笑1989年的兩德與1998年不列顛群島的決策者們一樣。當時的他們滿懷着自信，以為能透過經濟整合與制度妥協，就可以永久延緩矛盾。
然而，歷史的迴旋木馬可能最終也會回到原點——東西德並未真正融合，不列顛亦未因分權而永固。當前歐洲政壇出現的「多極分化」與「中央與地方分離」，或許正是這場延遲了數十年的歷史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