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故事|改革開放根本 轉換mindset

筆者同國家改革開放發生「淵源」，是我從英國牛津大學深造，回到香港大學母校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後，並於一九七九年獲委任為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斯時開始與內地開展互動交流為始點。

在亞洲研究中心工作時，其中一項工作重點和使命，是擔當一個橋梁，推動國際以及區域的研究和合作。當時，中國共產黨剛舉行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國家開始推行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而中國研究是學者的熱門課題之一。由於當時研究資料有限，我們要循不同途徑，例如《人民日報》等的報道，去推敲內地的社會發展動態。筆者記得，當時也有一些外國學者帶着電視機，走去沙頭角邊境接收內地的電視訊號，即使只收到僅有的幾個影像，大家都如獲至寶。

八十年代 內地學者來港交流

改革開放期間，香港商人除了向內地注入資金、管理、技術的支援外，也提供制度的轉移，包括土地的使用和分配、資本市場的制度運作與規範，讓中國從一個封閉的社會，逐步逐步認識世界、走向世界，當中，香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事實上，深圳的高速發展，與香港的淵源也是最深。

然而，光靠制度與管理的改變，顯然並不是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我覺得，改革開放最重要的，還是改變當事人的心態(mindset)；筆者供職的港大亞洲研究中心，於一九八○年代便舉辦了很多國際會議、設定國際交流計畫，並邀請內地的專家學者到香港出席及訪問，由於這些學者當時出國交流不方便，香港恰恰可以作為一個平台，讓中外學者進行互動交流，加深雙方的了解及認識，對當時內地人改變固有的mindset，築建了一個基礎和起點。

周六上深圳給省長市長上課

除了組織內地學者訪問交流團和舉辦國際會議，我們一班來自各界別的專業人士，在一九八○年代也到深圳組織了很多系統性的培訓班。當時，我們還年輕，抱着滿腔熱血，每周六從香港坐一小時火車到深圳，星期日晚上回香港，用深圳的中學校舍為全國各地省長、市長及縣長上課，講解一些西方的觀念，例如經濟學、管理學、法律等，使他們的「腦袋開放」，他們不一定對西方的思想「照單全收」，但至少要令他們知道，還有另外一種思維方式及管理模式存在，可供參考。

我還記得，一九八○年第一次去廣州中山大學講課時，當時的接待單位認為我們的生活習慣比較偏向西方，故以咖啡，而非中國茶招待我們。有趣的是，當時人用碗去盛咖啡，就好比用碗盛載豆漿一樣，大概那時他們還沒有西方的咖啡杯碟吧，我也不知道他們的咖啡是如何沖出來的。另一個讓筆者今日還歷歷在目的，是入到洗手間，見到一些「一次性」使用的肥皂，十多個肥皂堆疊一起。可能因為當時物質資源太匱乏，清潔工友見到未徹底用盡，也放回原位，捨不得浪費棄掉。今天，國家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貿易大國，回想起來，仍深刻感受到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熱情，以及國家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心和毅力。

陳坤耀教授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董事局主席

《香港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志》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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