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移加覓自由 本地「家長」傾力助落戶

■近期有不少香港青年移民加拿大(如圖左男士),他們在加國都要面臨重新創業及生活的挑戰。路透社資料圖片

 

【星島綜合報道】 香港近期有不少人選擇移民,離開香港,有一部份來了加拿大。香港統計處今年8月公佈的人口數字,發現當時起計,香港人口在過去12個月內減少了1.2%,有近9萬人因移民離開了香港。時間來到12月尾,移民人數應該遠遠不只這個數值。

有不少早期來自來自香港的移民,由今年下半年起,即暑假開始,都會聽聞每個星期都有人要到機場接機,接待一些來自香港移居加國的年青人,甚至是接一家老少呢?近期,一位幫助香港人落腳多倫多的人士表示,以他所知、或經他協助下,有數以百計的香港人抵達皮爾遜國際機場,打算在多倫多「落腳」。星島A1中文電台《A1出擊》記者馮凱欣,分別採訪了一名住在多倫多專門接待來自香港青年的「家長」和一名剛來加落戶的香港青年人,講述香港人來加國定居的第一身經歷。

問:星島A1中文電台《A1出擊》記者馮凱欣
阿石:來加拿大移居5個月的香港青年 阿石

問:剛剛來到多倫多5個多月的阿石,你離開香港的時候,最難以放棄的是甚麼?有沒有內疚的感覺?來到新地方有沒有覺得迷惘,還是覺得有希望呢?

阿石:我覺得各種感受都有,始終來到新地方,和自己本身成長的環境和文化都有較大差距,所以要重新適應許多事。來一個新地方之前,難免有人指出這裏的不足之處,但自己真正來到這裏後,又覺得事實並非如此,所以覺得也許有些希望。始終新環境下,有新衝擊,都會令人想多作新嘗試,也會令自己有新希望,所以我認為兩種情緒是並存。

問:當初為何會選擇離開香港?
阿石:有許多原因,遠因是香港社會競爭激烈,一直都希望到國外比較舒適的地方生活。近因就是香港這兩年政治上的轉變和不自由,大家說話或做事都有許多自我審查,要考慮許多,因此想去較自由的地方,於是便移居加拿大。

問:當初你打算離開的時候,考慮了多久?
阿石:已考慮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早於2019年之前都有計劃來加拿大或去其他地方生活。當然,真的令我下定決心起行,是2020年之後的事,覺得香港始終不是一個適合自己生活、成家立室、或生兒育女的地方。

問:回望過去,當時最難放棄的是甚麼?尤其是離開一個熟識的地方,又有自己的事業。
阿石:其實當時在香港,事業剛開始上軌道,到達一定的薪金水平,因為移民的關係便放棄了工作,是一件相當可惜的事。雖然我很幸運已找到工作,但來這裏之前都問自己,如果無法找到工作是否依然想過來,最終都是決定過來,並假設如果半年都無法找到工作,要預備多少金錢去支撐自己半年的生活。當然,在他人的幫助下,最終成功找到工作(本地公司負責accounts receivable相關工作),可以緩解經濟方面的壓力。

問:你提到經濟方面,你或身邊人如果想離開香港,是否都會等到具備半年甚至一年的生活費,預備要「食穀種」(靠儲蓄過活),才有勇氣買機票離開呢?
阿石:普遍人都會害怕自己半年或一年都找不到工作,全年沒有收入的話該如何是好,便等到有充足的儲蓄才離開。但我過來之後,反而覺得毋須擔心這種事情,我覺得香港人太過獨立,喜歡所有事情由自己解決,這點反而和加拿大十分不同。加拿大是一個講求人與人之間互相合作、幫助的社會,新移民有甚麼不懂、或無法適應之處,最重要是尋求一些組織協助。

問:你剛才提及,來這裏之前有些人會預先儲蓄,那種氣氛是否有點徬徨,甚至被恐懼籠罩?你們每日是否在緊張的心情下生活?
阿石:與其說是緊張,其實許多香港人都過着行屍走肉的生活,因為很多人以前覺得很有希望,可以做好多事去改變社會,但現在覺得好像無論怎樣做都無法改善社會,許多人的想法變成賺取足夠的金錢便退休、或移居其他地方。開始新生活也好、擁有自己的小生意也罷。恐懼可能都有,但更多是被絕望的情緒籠罩着。

問:你走的時候,有沒有一些人覺得背棄了仍留在香港的人,覺得有些內疚呢?或者你又有沒有內疚感呢?
阿石:坦白說,由計劃移民那一刻開始已經有這種想法,覺得香港好多人、或香港都給予了我許多,自己這樣一走了之,是否正在「吃人血饅頭」,或者背叛了他們呢?但我覺得自己可以做的,主要有兩件事,就是在加拿大繼續讓不同人去認識香港是個怎樣的地方、香港人是個怎樣的族群。無論香港人過來加拿大、去其他地方、甚至留在香港,都讓更多人關注他們,了解香港的情況。第二件事是多幫助願意或有興趣移居加拿大或其他地方的人,和他們分享外國的生活,幫他們解決心理上的問題,另外便在經濟、求職上盡量幫忙。所以你問到是否背棄了他們,我覺得是大家身處的地方不同,所以作不同的付出。

問:你來到這裏後,香港那些緊張的畫面還有沒有在你腦海中出現,繼而令你感到不安、失眠,甚至還有惶恐、絕望的感覺。
阿石:各種情緒都有,其實我現在每天都會看香港的新聞,我知道有些移居已久的香港人,他們已經不太留意香港發生的事。

問:剛才提及,移居這裏已久的香港人,可能都不太清楚香港發生甚麼事,甚至不想理會。亦有些人會覺得「其實香港的人為何要理會那麼多,有飯就吃、有工作便做、有廁所就去,只要不生事,便甚麼事都不會發生」作為一個剛剛從香港過來的人,你有甚麼說話和他們說?
阿石:我覺得不是說不生事便沒有事,因為有些事物是大家與生俱來應有的。好像動物應有的生存權利。有些自由應該是人類與生俱來便擁有,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在出發點來說,又有甚麼錯呢?爭取這些應有的權利,某程度上都保障自己往後工作、食飯、甚至如廁的權利。短期來說,可能你甚麼也不管、十分服從便不會有事,但我不能保障長遠的生活,如果我沒有選擇誰人「當家作主」的權利,他日可能真的有人會來剝削了我應有的權利,但我甚麼都做不了。例如你無法知悉會否有下一個希特拉出現,當「希特拉」出現時,我們沒有權趕他下台的話,那到時該怎麼辦呢?可能連工作的權利都失去,甚至選擇自己喜歡的工作、自己愛好的權利也失去,所以除了爭取自己應有的權利,也是為將來安定的生活作打算。
如果講及尊重權利、或人與人之間的尊重,我覺得這裏是做得好的,特別加拿大是一個移民社會,所以對於不同族群或新移民,他們都會給予尊重。以我公司為例,每月都會特地提及當月不同國家的節日,因為我的同事來自不同國家,他們的家鄉可能是印度或其他不同的地方,在尊重不同文化的同時,亦會付諸行動去了解不同地方的節日,所以我認為這種現象十分特別,比較難在香港見到。

問:來到這裏,你希望展開怎樣的新一頁?
阿石:現在比較重要是希望更好地融入這裏的社會。這裏的工作文化、社會都和香港十分不一樣。在香港我從事金融後勤職業,大家可以整天完全不交談,最經典是有一次我9點到達公司開始工作,然後一直到5點完成工作後,才和上司說了當天的第一句話,告訴他我已完成哪幾項工作,他回答我「把文件發到我郵箱」,然後便下班,全日的對話只有兩句,其餘便是大家瘋狂打鍵盤的聲響。
這裏真的不會這樣,大家固然會認真工作,同時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連、與彼此對話,而我作為新移民,一來英語不是我最熟悉的語言,二來我本來都不習慣在辦公室和其他人聊天,所以我需要重新適應。不過工作了一陣子,開始習慣後,覺得這種相處模式是十分開心,因為整個公司就像一個大家庭一般。我在香港工作時,有來自加拿大和英國的同事,都各自表示無法忍受辦公室沒有人說話,當時我無法理解為何沒有人說話會令他們無法忍受,現在我明白他們來自這樣的一個環境,重視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可能真的無法適應香港部分公司的文化。所以我還在學習當中,但我覺得是一個幾好的轉變。

問:希望你可以享受這裏的新生活。
阿石:好啊,多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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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星島A1中文電台《A1出擊》記者馮凱欣
李:「多倫多香港家長會」其中一名創辦人李先生(Eric Li,上圖左)

問:在你的經驗裡,來自香港的年青人在身心方面有多大的創傷?受過創傷的香港人都會很難相信人?
李:困難在於香港人現在都很害怕、不願相信人,有時要和他們傾談很久,令他們覺得你值得信賴,才會願意和你透露他們的困難和需求。當他們知道原來這裏都有許多香港人熱心幫助他們,他們才會放開懷抱和你說話。

問:你幫助的青年人中,有哪些背景的人呢?會否有些人曾在香港面臨起訴,所以感到十分惶恐,如走難般來到多倫多呢?
李:其實有一部分是如你所說的,你知道現今的香港,即使官司勝訴,律政司都會隨時上訴,所以無法保證自身安全,因此我們都鼓勵年輕人如條件許可的話,離開香港會比較安全。大家都知道2019年的時候,「警暴」情況嚴重,所以有一批年輕人都有創傷後遺症。如果他們可以過來接受適當的治療,康復後才可以重新上路,踏出自己人生的下一步。我不是鼓勵全部人都過來多倫多,不過有需要的話,來到一個避風港去休養生息一段時間,或者重新學業或工作,然後再繼續人生路,不失為一件好事。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遇過創傷後遺症的朋友,有些人真的變得十分憔悴,無法集中精神,影響都頗為嚴重。

問:除了變得憔悴、面部表情減少外,他們還有沒有其他表現?例如發惡夢,或外出時覺得有人跟蹤自己呢?
李:有些個案有這種情況,有些甚至有自殺傾向,所以這是個需要正視的問題,我們在多倫多都有醫療人員可以協助他們。一些人身體上的傷痕大多已痊癒,但心靈上的傷痕未必這麼容易被療癒。我知道有些人在香港已經接受治療並需服食處方藥物。當他們來到這裏,我們便要因應加拿大的制度、治療手法,另行處方藥物。

問:在你幫助的人當中,據知有九成人可以在這裏逐漸適應生活,可能有一成的人依然會發惡夢、無法入睡,生活未能回復正常呢?
李:其實可能多於一成人未能回復正常生活,因為有些人未必宣之於口,但我們都會盡量關心他們,等他們可以提出他們的需要。

問:你們定期開設Chat Room(聊天室),供不同人士發問。你們會否擔心有人從中搗亂呢?
李:我們的援助全都是合法的,主要協助他們安頓,希望幫人解答問題,並不是進行甚麼特別的行動,我想沒有甚麼空間讓人搗亂。

問:經過是次協助香港人安頓,有人甚至形容是「走難式」移民,你自己的心情會否覺得「數十年前很關心香港的民主、自由,以為慢慢發展便會平息下來,誰知道現在才是一股洶湧的浪潮」。你回顧過去的幾年,會否有類似的感受?

李:其實有啊。我在六四後開始服務社區,覺得天安門學生做了許多,我們卻「坐晒係度」,認為自己都應該出一分力。從那時開始,我們幫一些中國學生走難或移居這裏,但我覺得這一次,如你所說,像一個浪潮般蓋過來,而且人數比以前多,之前亦沒有那麼多心理健康的問題。最大分別是,當時許多人從中國經香港過來,而香港政府的態度是十分支持,讓他們可以過來加國。但今次,人們從起步點便已受到許多監控,例如當時許多中國學生沒有證件都可以經香港過來這裏;而今次許多學生一被檢控便被沒收護照,有部分學生完全沒有機會過來,有些就算可以登機都未必安全。現時香港機場的監控是非常嚴厲,學生們因而感到十分掙扎,我知道許多個案都想離開,但最終留在香港,當然我們都尊重各人的選擇。

問:會否擔心被某些人,或某些權力機關針對自己?
李:不擔心。我都退休了數年,亦沒有特別所求,所以都沒有所謂了。總之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圖:路透社、美聯社)T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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